年輕時的星云大師目光堅定。

環球人物記者  王肖瀟

無論走到哪里，星云大師總會被信徒僧眾圍成里三層外三層。我們問他，為什么總能吸引這么多的信徒，他說，我也沒有什么特異功能，都是緣分。

“佛走過的道路，我都不一定要走，我要走自己的道路。”雖然已經難以行走，但星云大師依然執著于“自己的道路”。這句話，是他人間佛教之路最好的注腳。

“佛教興亡，僧伽有責”

距離宜興大覺寺兩個小時車程的江都，是星云大師的老家。如他自己所言，在北伐軍與軍閥的戰火中，1927年8月19日，他出生了，本名李國深。

自小，李國深就結下了佛緣。由外婆帶大的他，接受了一種樸素的佛學教育。“星云大師的外婆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雖然不識字卻能背誦《阿彌陀經》《金剛經》，于是，外婆念佛他也念佛，3歲就和姐姐比賽持齋。”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教授程恭讓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因為外婆虔誠的信仰，年幼的李國深常隨家人到附近的寺廟參拜。“到現在閉起眼睛，外婆虔誠禮佛的身影還常常在我腦海中浮現。”星云大師說。

1937年，侵華日軍血洗南京，千萬百姓家破人亡，李國深的父親在南京謀生，自此杳無音信。第二年，李國深前往南京尋父，卻被南京棲霞寺的志開上人看中，他隨即出家，為臨濟宗第48代弟子，也是當年棲霞律學院中年齡最小的學生。“其他人都來自各地寺院，只有他是在棲霞寺剃度的，這于傳統的佛教叢林制度不合，所以便以師父志開上人出家的宜興大覺寺為祖庭。”程恭讓說。

6年后，星云進入有“佛教界的北大”之稱的焦山佛學院學習，“遇到”了他此生的另一位導師太虛大師。此時，佛教正面臨危急的時刻——“清代以來，除了喪葬超度，佛教和一般人并未發生太多關系。后來，軍閥四起，戰禍不斷，政府主張‘毀廟興學’，佛教被破壞殆盡。”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宗教研究院院長樓宇烈告訴《環球人物》記者。這時，太虛大師喊出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佛教興亡，僧伽有責”，“他提出了人間佛教的革新理念，主張佛教要跟人間發生關系，在人生前做一些好事而非死后超度”，令青年學僧鼓舞振奮。

“星云在焦山讀書的時候，很多老師都曾受教于太虛大師，他自己也讀過不少太虛大師的文章。可以說，太虛大師提出的人間佛教，在上世紀40年代很多青年僧人心中是非常重要的價值觀，甚至是佛教發展的方向。”樓宇烈說。“星云不是一個因循守舊的人，他在當時就意識到佛教必須觀照現實社會，要懂得與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要關注文化，他的志向天然地體現出現代佛教的方向，那就是人間佛教的方向。”程恭讓告訴《環球人物》記者。

星云很快表現出一個革新者的熱情。1947年底，他奉師命回到宜興大覺寺整頓寺務，其間擔任了白塔小學的校長，教授國語、公民等課程；1948年，他創辦了《怒濤》雜志；1949年，他組織了僧侶救護隊，救死扶傷……“傳統的佛教不會主張出家人去當校長、辦雜志。星云這些行動反映出一種新僧的思想傾向，雖然他當時很年輕，卻已經是走在革新潮流前列的人。”程恭讓說。

1989年3月，星云大師回大陸訪問，并向時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贈送《佛光山大藏經》。

“孤僧心情，冷暖自知”

1949年，為了讓僧侶救護隊接受專業訓練，星云帶領救護隊70多人赴臺，當時他的身上只帶了12塊銀元。

剛到臺灣時，星云衣食無著，政治上被懷疑為“匪諜”，多次遭遇逮捕和審訊，一時間成為茫茫水面上的浮萍，“孤僧心情，冷暖自知”。在臺灣的圓光寺、靈隱寺、法云寺幾經輾轉后，他靠給大和尚看守山林，終于安頓下來。

熱愛寫作的他趴在山林草地上寫出了《無聲息的歌唱》。這是一本佛教小故事的合集，借木魚、鐘、香爐等佛教法器的擬人自述，趣談人世間和佛教界的情況，出版后一炮而紅。此后，星云很多作品皆是沿襲這種風格。他還主編《人生》雜志，并在臺灣佛教講習會教書。“通過發表文章出版書籍，他有效傳播了佛教必須改革的觀點——佛教要走出山林，走向家庭和社會。”程恭讓說。

1952年，星云環島布道，來到了當時經濟條件較差、位置偏遠的宜蘭。因為窮困閉塞，當時沒有法師愿意留在宜蘭，但星云留了下來，并且一待就是10多年。那時宜蘭的雷音寺，找不到一個茶杯，甚至難找到一間廁所。他一度在佛桌下過夜，后來好不容易有了間斗室安身，便趴在縫紉機上寫出了《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等通俗可讀的佛教書籍。

“在艱苦的宜蘭，星云的韌性發揮了很大作用。”樓宇烈告訴《環球人物》記者。當時的宜蘭，人們尊重宗教的意識不強。星云晚上講經時，常有人群聚集在殿外大聲談笑、百般干擾。星云很機智，把殿內唯一的電燈一關，外面喧嘩的人被突如其來的黑暗驚住，不由得停止吵鬧。此時，只能依稀看見殿內星云莊嚴端坐，口中響起清晰響亮的弘法之音，人們不由得肅然起敬，開始聆聽法師講經——他用一招“靜”字訣，收服了不友善的人。

星云還組織了念佛會，讓善男信女都來念佛；同時根據年輕人愛唱歌、愛交朋友的特點，成立了全臺灣第一支佛教歌詠隊；為了讓青年有所收獲，他又開設了國文班，教授《古文觀止》等文學經典。他的第一代弟子，有“佛教界才女”之稱的慈莊法師就坦承：“當時是因為想學作文，才去親近師父、親近佛教的。”

星云深諳人們追求時尚的心理，常常利用最新科技來吸引人們的注意力。“早在50年代，他就使用幻燈片、投影儀來講述佛教經典，創作了很多貼近人們日常生活、甚至新潮的佛曲。”他還在宜蘭創辦了一些佛教公益事業，如幼兒園、補習學校，請年輕人來當教師。“他特別注重年輕人，認為青年是佛教的希望，很多佛光山老一輩的法師比如慈惠、慈容、心平從那時起開始追隨他，這種注重青年的傳統也被佛光山沿襲。”程恭讓說。

到20世紀60年代，星云這個身材高大、為人熱忱的和尚已成為宜蘭街頭一景。眾人對他的威儀博學十分佩服，不知道他名字的人就稱他為“北門口的師父”。當時宜蘭有一條中山路，每當星云路過，很多店家都跑到店門口來看他。

如今的佛光山已經成為臺灣最大的佛教道場。

佛光開山，不忘初心

佛光山的開山是必然，也是巧合。1967年，一對越南華僑夫婦輾轉托人找到星云，因為有緊急情況，要把手頭高雄縣大樹鄉的一塊地賣掉，請求星云接手。星云出于善念買下了。

這本是一片荊棘叢生的荒山。起初星云帶著眾人前去了解地形，眾人一見，心涼了半截，竟沒有一個人愿意隨他下車。星云孤身上山，一個人完成了對地形的勘察，并決定開山。主意既定，資金又成了問題。負責籌建鳳山講堂的妙悟法師回憶，開始建寺的時候，一想到需要那么多錢，夜夜睡不著，只得坐在那里問佛祖怎么辦。“從1967年開始奠基到1977年佛光山主體部分建成，這整整10年，都是有一點錢就做一點事。”星云帶著弟子和義工，回收塑料瓶、舊報紙、銅線，每個塑料瓶能賣0.5元新臺幣、每公斤舊報紙能賣4元新臺幣、每公斤銅線能賣60元新臺幣……就這樣一分一毫聚集起佛光山的一切。

今天的佛光山占地百余公頃，雄偉大氣的建筑比比皆是：一流的多媒體視聽中心；可供2200人集會的如來殿；設備完善的會場；爬山渴了，路邊就近供應佛光茶；信徒服務中心準備了免費的書報雜志；還有法師解答日常生活或學佛信仰上的疑難。一切都是如此便捷、現代。佛教真正成了人間的去處，而不是世外的隱地，但氣氛依然是莊重的。香港理工大學前校長潘宗光向《環球人物》記者回憶：“1995年，我去佛光山，在短期出家的那段時間里，每日晨鐘暮鼓，清風明月，300多位同修全部平等相待，無論身份背景和地位如何，都過著同一種莊嚴、樸素、守戒的清凈生活，讓我至今難忘。”

佛光山也較早開始了全球化的傳教布局。“星云大師表現出了很強的超前意識，就是向全世界傳播佛教。”樓宇烈說。1977年開始，星云大師籌劃在洛杉磯創建西來寺，向西方世界傳播佛教。“在全世界推廣佛法方面，他們做得非常成功，比如第一批到非洲弘揚佛法，在全世界比較大的城市設立佛光山的分會和佛光講堂等機構。”潘宗光說，“星云大師的志愿是把佛法普及到全世界，這個過程在我們可預見的未來都不會結束，這也是很多人信服他的地方。”

近年來，佛教界被一些貪賄丑聞困擾，佛光山如何規避這些問題？“星云大師在初創佛光山時就制定了詳細的制度，其中最重要的是財務制度。佛光山有一個原則就是‘非佛不做’，即佛光山不搞商業化，不是為了佛法的事都不做，星云大師稱之為‘不忘初心’。第二是要求自己的信徒一直保持清貧樂道，現在佛光山的法師一個月還是只有幾百塊新臺幣。第三是用具體制度來保證，比如管錢的人與做事的人分開等。”程恭讓說。

隨著星云大師年事漸高，不少僧眾信徒開始擔憂佛光山的未來。“如果星云大師逝世的話，佛光山需要有一個平穩的過渡。他很有智慧，已經在為身后事做一些安排，包括對全世界的道場、學校做妥善的安置，平衡身邊的弟子之間的關系，確保佛光山的未來。”樓宇烈說。

心系兩岸，回應是非

當佛光山日漸興旺并發展到海外時，星云大師想到了“回歸”：將人間佛教回傳中國大陸。

“回歸”源自他與中國佛教協會前會長趙樸初的相識。兩人之間的佛緣起于一顆喉糖。1987年5月，泰國普密蓬國王慶祝60歲生日，兩人同時受邀祝壽，座位離得很近。觀禮時，趙樸初的夫人突然咳嗽起來，星云大師隨身帶著喉糖，就遞了一顆給她。事后，趙樸初專門致謝，兩人恰好下榻在同一酒店，會面交談，相見恨晚。

1989年，趙樸初得知星云大師有意訪問大陸，向他發出邀請。于是，星云大師率領500多人的國際佛教促進會訪問團回到了大陸。這一次大陸之行，兩人有了更多交流。在多個場合，趙樸初都表達自己有個“重要心愿”，就是希望星云大師能對中國佛教事業做更多貢獻，能參與到大陸佛教界的工作中。

自此，星云大師以佛緣促兩岸緣。他參與創辦世界佛教論壇、推動兩岸佛教界交流；2002年，他迎請西安法門寺的佛指舍利到臺灣供奉，成就了兩岸交流的一大盛事；2004年，他開始了江蘇宜興佛光祖庭大覺寺的建設工作，如今，大覺寺不僅成為大陸佛教的一塊圣地，也是兩岸佛教文化、民間社會交流互動的平臺。

傳統意義上的出家人以出離紅塵的形象示人，但星云大師關心時局，不時投書臺灣主要報紙，積極建言，消泯仇恨。最轟動的便是2006年他公開表示“無關挺扁倒扁，只為全民幸福安樂，吁請陳‘總統’下臺”。他也因此被人稱為“政治和尚”。

“‘政治和尚’一說是對星云大師的誤讀。宗教離不開政治，政治是大眾的，出家人也有世俗的一面，不能說和政治全無關系。人間佛教的基本價值是不忍人間之苦，是積極的社會參與乃至政治參與，所以對于關系兩岸福祉的統一，星云大師從不避諱，反而傾注了極大的心力。這恰是他最可貴、最真性情的一面。”程恭讓說。

2011年，海峽兩岸關系協會前會長陳云林到佛光山參訪，受到星云大師的熱烈歡迎。星云大師說：“兩岸的關系，就是要來往，你來我往，我往你來，最后也難說是誰來誰往，因為我們都是一家人了。”他親手把一幅題有“情義人生”四字的墨寶贈予陳云林，又將一幅“共生共存”贈給陪同的臺灣海基會副董事長高孔廉。

此舉一度引來臺灣島內一些爭議。有些網站批評他“和尚穿著袈裟迎接大官”。星云大師從容不迫，發表文章反問“不談兩岸的關系，就說我們10年相交的情誼”，“和尚就不能有朋友”？

今年10月，《環球人物》記者與星云大師在大覺寺相見時，他閉目不談當日最熱的國民黨“換柱”事件，因為“沒有公平正義的事情我不想知道”，他只是反復地、真誠地說：“我的最大心愿就是看到兩岸統一。”

星云大師一再強調，自己只是個平凡的出家人。他用三個詞總結一生，“全面的、無我的、結緣的”。但在弟子們心中，這三個詞是“幽默的、正念的、慈悲的”。他的大智慧與大功德存在人們的口中與心中。

時勢造英雄。“我覺得星云大師之所以有這么大的影響，跟他個人修養和他推廣的理念都有關系。一方面，星云大師難得地兼具般若智慧與善巧方便，這兩者都是表達智慧的詞，前者是‘入世’的智慧，后者是‘出世’的智慧。所以很多人向他問道求索，最終能得到自在。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人間佛教的理念。人間佛教的關鍵是將佛教的基本價值與現代人類的普世價值進行互動與對接。現代人心靈迷茫，需要有所指引。兩相對接，就會打動現代人的心靈。而星云大師正是自覺推動這個過程的人。”程恭讓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