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是19世紀的超驗主義作家，一個是4世紀的官員；一個在為反對奴隸制多次奔走市井，一個在為自己的人生路途多次往來廟堂。兩個人之間相隔了千百年的文明史，跨越了萬千里海洋，有著不同的語言和信仰，身后有著不同的社會形態和文化氛圍，然而只要將他們放在一起，大概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到他們的共通點——他們都將自己的姿態放到自然里，然后在自然的芬芳里深入當時的文學界繼而開出花來，為當時乃至千百年后的人們提供了生活方式以及人生態度的參考點。

　　陶淵明是無奈的，仕與隱他只有一條路

　　古人的志向分為兩種，或封侯廟食，或閑居怡情。魏晉時期，政治高壓，言論受制。整個社會最基本的一種氛圍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仕族”，生于沒落官僚家庭的陶淵明雖然有“大濟于蒼生”的抱負，曾經三進三出朝堂，但最終囿于無力改變的的社會現實，只能選擇“隱于市”，雖然偶爾關注社會朝堂，然而早已將一腔熱血熔在酒杯當中。

　　梭羅是自由的，自然只是其中一種選擇

　　梭羅出生于工業時代，現代文明經歷了幾千年的發展之后早已過了“仕與隱”二選一的時代，他自己也說過永遠使他驚喜的是“他出生于全世界最可敬的地點之一”，而且“時間也正好合適”，適逢美國知識界應運而生的最活躍的年代。梭羅厭惡當時商業社會的功利與浮躁，主動放棄社會生活孤身一人，跑進了無人居住的瓦爾登湖邊的山林中，自己取材，在瓦爾登湖畔建造了一個小木屋，并在小木屋住了兩年零兩個月又兩天的時間。用自己的實際行動鼓勵人們簡化生活，將時間騰出來來深入生命，品味人生。

　　陶淵明的自然里有社會

　　陶淵明生活在農耕時代，自然是當時人們的生活常態。然而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始于官場之后，官場失意回歸自然，他對社會生活和自然有放棄和選擇、失意與無奈的深刻思考，有無可奈何，有不得已，然而終究對官場無奈，發出“田園將蕪胡不歸！...覺今是而昨非”的感慨，也在“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之余發出“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的心聲。

　　梭羅的“社會”就是自然

　　當時，梭羅受愛默生的影響，信奉超驗主義；強調精神的重要性、個人的價值，認為自然界中的一切是精神或上帝的象征。在他的性格中，有那種崇尚生命和自然、追求自由和獨立的精神，這從他一生致力于環境保護就可以看出來，所以他用實際行動跨出勇敢的一步，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在孤獨地生活著，在森林中，在馬薩諸塞州的康科德城，瓦爾登湖的湖岸上，在我親手建筑的木屋里，距離任何鄰居一英里，只靠著我的雙手勞動，養活我自己。”并且同樣是“隱士”，梭羅并不像陶淵明那樣把酒話桑麻，他在瓦爾登湖旁邊與動物為鄰，與太陽星星為鄰。

　　陶淵明在自然里“憂道不憂貧”

　　陶淵明在歸隱之后，縱使過著窮困的生活，總是身邊有很多人為了自己的仕途選擇違背自己的內心侍奉異主，然而他始終保持著自己的高潔傲骨。有一次，當時的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到陶淵明家里勸他回歸廟堂，并且當時陶淵明已經又病又餓好幾天，檀道濟還給他帶來了不少錢，然而陶淵明仍舊“麾而去之”，保持了自己的品格。

　　梭羅在自然里“橫沖直撞”

　　梭羅的自然生活比之陶淵明的絲竹之聲與濁酒半壺略顯寒酸，他獨自在瓦爾登湖畔，什么也沒有，屋子是自己造的，煙囪也是自己造的，家具沒有多余的，糧食是自己種的，僅僅靠雙手就能養活自己，每年只需工作六個星期，就足夠支付一切生活的開銷。在工作以外的日子，在屋子里、田間、森林里、湖上觀察著、思考著...像一只獵犬獵取獵物一樣飛快地奔跑。在這里，他可以橫沖直撞，不用顧及別人的眼光，他自己就是別人，別人就是他自己，他不用擔心別人來打擾，不用擔心驚擾別人，自由自在。

　　然而縱使陶淵明與梭羅的社會背景、人生旨趣等相差甚遠，親近自然的動機幾乎沒什么相同的地方，然而他們對自然都是有極深的感情的，對他們來說精神上的追求遠遠勝于實際的物質需要，所以他們義無反顧的走向了湖畔、走向了田園，走向了自然，在自然的凈化中尋找另一種人生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