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東方第一大港”

　　泉州地處福建東南沿海、臺灣海峽西岸，北承福州，南接廈門，東望臺灣，西毗漳州、龍巖、三明，是全國著名僑鄉、臺灣漢族同胞主要祖籍地。自周秦時代開始，泉州就已開發，古稱刺桐城。

泉州市區新貌 陳起拓/攝

泉州港石湖港區 陳起拓/攝

泉州市區位交通圖

　　泉州靠海而居、以港而興，被稱作中世紀“東方第一大港”。

　　泉州海岸線綿延曲折，全長達427公里，海床多為花崗巖結構，海灣多，水域寬，航道深，有利于大型船舶停泊避風。歷史上，泉州先民充分利用當地得天獨厚的宜海條件，在沿海地帶長期進行造港運動，形成了“四灣”（湄州灣、泉州灣、深滬灣、圍頭灣）及兩江（晉江、洛陽江）范圍內由眾多碼頭構成的集群港，歷史上享有“四灣十六港”的美稱。石湖古港便是泉州集群港中的一個重要支港。

　　泉州港擁有1500多年對外開放的歷史。史料記載，唐代時泉州和廣州、交州、揚州并稱為我國四大對外貿易港口，唐王朝特在泉州設置“參軍事”，管理海外交通貿易。當時，泉州出現“市井十洲人”的繁榮開放景象。五代時，閩王王審知很重視海外貿易，“招來海中蠻吏商賈”，用銅鐵陶瓷交換番商的金貝、珠寶和香料。王審知的侄子王彬任泉州刺史，積極開展海外貿易，被稱為“招寶侍郎”。此后，相繼統治泉州的留從效和陳洪進，也都繼續與海外各國貿易往來。

　　宋元時期，海上交通繁榮。北宋的建立，結束了五代分裂割據的混亂局勢，泉州的海外交通貿易更加繁榮。在宋代，泉州港經歷三次飛躍：北宋中期，趕上并超過明州（寧波），僅次于廣州；南宋初年趕上廣州，與廣州并駕齊驅；到了南宋末年，泉州超過廣州，成為全國最大的貿易港。

　　據統計，宋代泉州與57個國家和地區有海交貿易關系，刺桐港呈現“閩海云霞繞刺桐”、“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榮景象。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正式設立市舶司。紹興年間，泉州市舶的年收入近百萬緡之多，約占南宋王朝全部財政收入的五十分之一。泉州市舶司設在府治南門水仙門（今水門巷）內，其遺址至今仍存，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實物見證。

　　元代是泉州社會經濟和海外交通發展的鼎盛時期，被譽為“東方第一大港”。當時泉州港的船只出海時載著茶葉、陶瓷等中國商品，回程時則載滿香料、藥物、寶物等“海絲”沿線貨物。生活在13世紀和14世紀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和摩洛哥人伊本·白圖泰，都在各自的游記里記載了泉州彼時的輝煌。《馬可·波羅游記》第二卷專辟《刺桐港與德化城》一章，記載“（離開福州）到第5天傍晚，抵達宏偉秀麗的刺桐城。在它沿岸有一個港口，以船舶往來如梭而出名”，又說“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這里，貨物堆積如山，的確難以想象。”

　　但到了元末，泉州發生亦思巴奚兵亂，當地的色目人互相攻殺，波及福建省的大部分地區。叛亂長達近十年之久，對泉州、興化一帶的社會經濟破壞極大，死傷無數。戰亂和仇殺，使得外國商人幾乎不敢赴泉州進行交易，番舶不敢進港，大量番商攜帶銀錢外逃，外僑社區解體，泉州的海外貿易和商業遭受近乎毀滅性的打擊，經濟一落千丈，泉州港開始走向沒落。

　　明清時期實行海禁，準許開設“洋市”的漳州月港逐漸取代了泉州港，成為福建沿海對外貿易中心。

　　多元文化展示中心

　　泉州開元寺有一副對聯十分有名，上書“此地古稱佛國，滿街都是圣人”。這是由弘一法師轉錄，朱熹對泉州的評價。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使泉州與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建立了密切的經濟聯系，也使泉州與世界各地的文化得以接觸和交融，產生了耀眼的中西文明兼容并蓄、多元文化相熔于一爐的奇觀。

　　在泉州，中國固有的道教及“中國化”佛教，與伊斯蘭教、印度教、景教、天主教、摩尼教、猶太教等其他世界性的宗教長期共存、相和相安，被譽為“世界宗教博物館”、“神學文化的寶庫”，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首個“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

　　泉州涂門街是一條全長僅為1005米的街道，卻有13處宋元文化遺存——伊斯蘭教清凈寺、文廟、關帝廟比鄰而居，方圓一公里內還有佛教寺廟、媽祖廟、基督教堂等宗教建筑，互不侵擾，各得其眾。此外，摩尼教、猶太教、印度教等多種宗教也都能在附近找到歷史蹤跡。

　　泉州的歷史文化中浸入了濃濃的中東風情，留下了豐富的歷史遺跡。其中位于泉州城區的清凈寺和圣墓，以及位于晉江市的摩尼教草庵都是難得一見的勝跡。

　　清凈寺始建于回歷400年、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是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元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清凈寺由伊朗的艾哈默德重建，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萬歷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曾兩次重修。清凈寺迄今歷史超千年，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伊斯蘭教寺，也是伊斯蘭世界少有的古寺之一。

　　看過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的讀者，肯定會對其中源自波斯的神秘宗教——明教印象深刻。其實，明教并非金庸杜撰，其本名摩尼教，公元3世紀中葉由波斯人摩尼創建，曾流傳于亞洲、歐洲和北非洲。摩尼教創立后沿絲綢之路傳到中國，在唐武則天時極為鼎盛；因其教義崇尚光明、憎惡黑暗、拜日月，在中國又被稱為明教。

　　摩尼教后來逐漸湮滅，僅有為數不多的遺跡存世，而晉江草庵內高1.52米、雕刻于1339年的摩尼光佛石雕像更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摩尼教創始人石雕造像。1978年首屆國際摩尼教學術討論會在瑞典舉行，以泉州草庵的摩尼光佛造像作為會標，世界摩尼教研究會也以此作為會徽。

　　泉州歷史上，曾有大量來自中東的阿拉伯人在此定居，現今泉州還散居著5萬多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后裔，其中晉江陳埭的丁姓、臺商投資區百崎回族鄉的郭姓及永春縣的蒲姓最為知名。

　　泉州晉江被稱為“中國鞋都”，改革開放以來，這里誕生了安踏、361度、特步等眾多中國知名的運動品牌。但鮮為人知的是，這些知名企業的丁姓掌門人，都是阿拉伯人后裔，被當地人稱作“萬人丁”的晉江陳埭回族。

　　陳埭鎮作為晉江市下轄的鄉鎮，早在二十世紀80年代就成為福建省第一個“億元鄉鎮”。陳埭鎮有7個回族行政村，人口兩萬余人。幾百年前，阿拉伯商人經海上絲綢之路輾轉來到此地，逐漸與漢族及其他民族通婚，最終發展成號稱“萬人丁”的陳埭回族。隱臥于泉州市東郊靈山的穆斯林圣墓中，目前仍存有陳埭丁姓祖墓。

　　海上絲綢之路，也曾被阿拉伯人稱作“香料之路”，在宋元時期，定居泉州的阿拉伯人后裔蒲壽庚家族擁有大量海舶，壟斷泉州香料海外貿易多年，其后人后來散居位于泉州山區的永春縣。如今，永春蒲氏不少人依然傳承祖上的制香產業。

　　作為沿海城市，泉州的文化本身就彰顯著濃郁的海洋特色。中原古樂南音、紅磚大厝、海神信仰等閩南特色文化韻味十足。中原文化與閩南海洋文化以及多種外來文化的交織融合，成就了泉州蔚為大觀的多元文化特色。因此，也有“地下看西安，地上看泉州”的說法。作為國務院首批公布的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2013年泉州還和韓國的光州、日本的橫濱同時當選首屆　“東亞文化之都”。

　　中國制造業重鎮

　　古泉州在發展海外交通貿易的同時，傳統的制造業也獨具特色。德化的陶瓷、安溪的茶葉都隨著海上絲綢之路遠航海外。改革開放以來，敢闖敢干的泉州人從草根起步，克服資源不足的劣勢，大力發展實業，再次將泉州發展成為國內舉足輕重的產業重鎮。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香港地區加工業開始向外轉移。當時泉州發展工業一缺資金、二缺技術、三缺人才，勞動力和土地資源豐富，價格低廉，又有幾十萬香港鄉親。于是，泉州決定“借船出海”，以“三來一補”為突破口，發展外向型經濟。

　　利用僑親的便利，泉州人買“洋設備”、學“洋技術”、產“洋貨”。華僑和臺港澳同胞回鄉探親帶回的西裝、襯衫、錄音機、手表、皮鞋、運動鞋等“洋貨”，一件件被消化，成為泉州鄉鎮企業的產品。

　　從“三來一補”的起步階段，到“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鄉鎮工業蓬勃發展階段，到品牌企業紛紛崛起，再到如今的轉型升級、創新驅動，泉州始終把制造業當作發展根基，步步為營。

　　泉州制造業發展的過程中，縣域經濟也不斷壯大，形成了縣縣有特色的產業發展道路。如石獅的紡織服裝，晉江的運動休閑、食品飲料，南安的建材水暖，安溪的烏龍茶產業，惠安的石雕，德化的陶瓷，泉港的石化等。

　　2016年，全國“縣域經濟百強縣”排名中，泉州的石獅、晉江、南安、惠安四個縣（市）上榜，占福建所有上榜縣（市）一半以上。

　　如今的泉州是福建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常住人口達到858萬人。2016年，全市生產總值6647億元，占全省比重近1/4，工業總產值1.34萬億元，經濟總量連續18年居福建省首位，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7.7萬元。

　　截至目前，泉州已形成紡織服裝、鞋業、石油化工、機械裝備、建材家居5大千億產業集群，擁有億元企業2308家、上市企業101家、中國馳名商標152枚，并獲批“中國制造2025”城市試點示范、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

　　泉州市委書記鄭新聰表示，實體經濟是泉州的根基。堅持做大總量與提升質量并重，推進制造業與服務業雙輪驅動、融合并進，讓實體經濟始終扎根泉州、更好發展。

　　泉州市提出，在下個5年中，泉州將邁向萬億經濟強市行列。泉州加快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致力打造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中國制造2025”城市試點示范。堅持路線圖引領，鞏固提升紡織鞋服、石油化工、機械裝備、建材家居4個主導產業，加快發展食品、工藝制品、紙業印刷3個特色產業，培育智能裝備、新一代信息技術和半導體、交通運輸裝備、金融服務、大旅游、大物流、大健康7個500億元至1000億元的新集群。

　　鄭新聰表示，泉州力爭經過5年努力，制造業基本形成傳統優勢產業、高新技術產業、重化產業三大板塊格局，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