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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歷史學者：世界告別“短期和平”時代

最后更新：2015-10-13 11:07:39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

冷戰曾被稱為“長期和平”。事實上，蘇聯解體后的20年看起來要和平得多。的確，把1991年到2010年這段期間稱為“短期和平”也許更有道理。正是這個時代促使一些人猜測，“我們本性中善良的天使”也許正在占據上風。壞消息是，這段短期和平似乎已經結束。

對上世紀70年代的研究，會提醒人們冷戰實際上有多“熱”。在上世紀70年代，有政府背景的武裝沖突導致逾200萬人在戰斗中死亡。相比之下，21世紀頭十年這一數字為大約27萬。對美國來說，越戰的血腥程度大大超過了伊拉克（美軍在越戰中的作戰死亡人數為47424人，而在伊拉克的死亡人數則為3527人）。

根據奧斯陸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的統計，1956年之后，有政府背景的武裝沖突導致的作戰死亡人數最高的年份是1971年（約38萬人死亡），其次是1982年到1988年之間的各年（年度平均死亡人數接近25萬人）。而在2002年到2007年之間，平均死亡人數只有不到1.7萬人。

對于死亡人數的這一下滑趨勢，人們提出了至少六種解釋。心理學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將其歸因于長期的文明化進程。還有一種理論則將其歸功于民主的擴散以及超國家機構的發展壯大。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尤其是全球人口中年輕人所占比例的相對減少——可能也減少了暴力的人口基礎。而從原子彈到電視和互聯網，科技發展也削弱了發動大規模戰爭的動機。

除了這些結構上的解釋以外，還有一種歷史角度的解讀：在終結核軍備競賽和最終結束冷戰方面，超級大國領導人做得極為出色。最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早在1989年就提出這樣一個觀點：曾在20世紀極大鼓勵暴力的意識形態——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已被徹底挫敗。

那么，這意味著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所構想的“永久和平”來臨嗎？抑或這只是某種更短暫的現象？答案要看人們認為上述支持和平的因素會持續多久。平克教授認定的和平趨勢，受到了因《黑天鵝》(Black Swan)一書成名的納西姆•尼古拉•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挑戰，后者認為這不過是一種統計幻覺。

按照絕對數量（而不是按照相對數量）來衡量，我們并未面臨年輕男子的短缺。20世紀的歷史似乎表明，民主制度和超國家機構的發展可能會逆轉——尤其是在發生大規模經濟動蕩之后。技術可能會令新形式的沖突更容易發生，而核技術的擴散可能會加大核戰爭的風險。至于超級大國領導人的良好判斷力，沒有幾個認真的外交政策學生會聲稱，上世紀80年代的水平被維持至今。

不過，對“永久和平”這個命題的最大反對論點是意識形態方面的。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來，我們一直在見證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這種舊意識形態的復蘇。這種意識形態最終可能會被證明和昔日的法西斯主義及共產主義同樣暴力，同樣來勢洶洶地威脅西方價值觀。自2010年左右以來全球戰爭、政治暴力、尤其是恐怖主義活動的顯著增加，已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歸咎于這種意識形態。

戰爭正在卷土重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所謂的“圣戰”。根據國際戰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統計，2010年以來武裝沖突導致的死亡總人數已增加四倍。根據我的計算，2000年，在武裝沖突導致的死亡中，35%發生在涉及穆斯林的戰爭中。而在2014年，這一比例高達79%。

這不是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曾經預言的文明之間的沖突。今天的大多數沖突是在穆斯林之間發生的。宗教當然不是沖突日益增多的唯一原因，但全球的戰火在伊斯蘭世界如此集中，不僅僅是一個巧合。

我們曾經經歷過這種情況。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在其小說《群魔》(Demons)中精辟剖析了19世紀的世俗極端分子。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給20世紀帶來了浩劫。而在我們這個時代，《可蘭經》代替了《資本論》(Das Kapital)。今天的群魔們以宗教純粹主義者的面目出現。

需要一位新的潘格洛斯博士（Dr Pangloss，伏爾泰小說《憨第德》(Candide)中的人物，以毫無根據的樂觀著稱——譯者注）來預言穆斯林世界中暴力日益增加的趨勢會迅速逆轉。更有可能出現的情形是，或許可被稱為宗派沖突“分形幾何”的亂局將會愈演愈烈，從馬格里布（Maghreb，馬格里布是歷史上對北非地區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斯的統稱——譯者注）一路延伸到興都庫什地區(Hindu Kush)，并產生種種溢出效應，包括大規模人群流離失所，以及極端分子集團能夠招募成員的任何地方發生恐怖主義。

世界的短期和平正在終結。西方政策的種種失誤——從對伊拉克拙劣的干預，到對敘利亞不干預——只能部分解釋沖突的回歸。更重要的是由經濟動蕩、青年占人口比例升高、顛覆性技術和有害意識形態的病毒式傳播組成的致命組合。

1991年后，西方享受了和平的紅利。我們用20年的消費、杠桿和投機揮霍了這筆紅利。首先是金融危機的遺留影響；現在又是地緣政治的較量。應對這種格局意味著重新學習大戰略和戰爭的藝術。

我會懷念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但在整個短期和平期間，我一直隱隱約約地懷疑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群魔還會回來。

本文作者是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歷史學教授，著有《理想主義者基辛格:1923-1968》(Kissinger: 1923-1968: The Idealist)一書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