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代》告訴你，錢就是幸福的唯一標準。王爾德對錢的態度，卻是既追求它，也嘲笑它的。”后者在周黎明看來，是種“高級的東西”，他盯上王爾德和《不可兒戲》，恰恰是因為，“中國近幾年，也有了這種高級的東西”。

“現在，我要考考你的政治立場。”演員木易反串的老貴婦溥夫人涂脂抹粉、兩手叉腰，拿腔拿調地問道，“郭敬明和韓寒，你選哪個？”

“韓寒吧。”在北京買了七套房、大部分時間住在國貿的魯華興回答。

“那韓寒和方舟子呢？方舟子和崔永元呢？”

2015年6月上旬，英國戲劇家王爾德的《不可兒戲》，被作家、文化評論人周黎明“本土化改造”后，在北京繁星戲劇村連演了十場。

原著里，資產新貴約翰·華興（周版為魯華興）看中了老貴族巴拉克諾夫人的女兒關多琳（周版為溥夫人），巴夫人便盛氣凌人地審問魯華興。談到政治問題，19世紀末的英國政黨段子，扔進中國劇場不可能聽到一絲回響，但“郭韓方崔”式的改造，果然換來了意料之中的爆笑。

《不可兒戲》正式演出前做過一場預演，演員徐崢、陶虹，主持人張泉靈等人紛紛捧場。有人問周黎明：“你不是和姜文關系不錯嗎？怎么不請他來？”

“姜文要是來了，肯定罵死王爾德。”周黎明溫厚地一笑，答道：“王爾德的價值觀有很輕浮的一面，這和我們，包括姜文，所熟悉推崇的批判現實主義是不一樣的。包括從戲劇地位上，別說莎士比亞，蕭伯納都比王爾德高一些。但恰恰是王爾德的這種輕，卻和當下中國的情境是很契合的。”

有了王思聰，才有中國的王爾德

讓周黎明意識到王爾德和當下中國關系的人，是王思聰。

《不可兒戲》首演后，有觀眾不客氣地評論：“這跟《小時代》沒差多少啊，郭敬明炫富，你不也在炫富？”這個評論有一個著名的背景：2013年《小時代》上映時，周黎明直斥“我第一次看到這么拜金的電影”。

周黎明對“一樣是炫富”這種評價顯然不高興：“連這點兒區別都分不清，那我也沒法解釋了。《小時代》告訴你，錢就是幸福的唯一標準。王爾德對錢的態度，卻是既追求它，也嘲笑它的。”

后者在周黎明看來，是種“高級的東西”，他盯上王爾德和《不可兒戲》，恰恰是因為“中國近幾年，也有了這種高級的東西”。

過去幾十年，要把王爾德式幽默移植到中國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早十年，“炫富”都沒法提；沒有足夠多的中產白領，人們大都忙著討論懸殊的貧富差距，忙著“仇富”，哪會有人理會王爾德筆下“貴族”和“新貴”的沖突？

中產逐漸崛起，人們對錢的態度也就沒那么你死我活了。王思聰和上百萬他從來不認識卻叫他“老公”的人，用嘲笑和自嘲，一起成了中國的“王爾德土壤”。

重翻王爾德，周黎明感到《不可兒戲》特別容易翻譯成當下的中國語境：原著里，兩個男主人公雅吉能和約翰·華興，各自有一個捏造的身份，梁勉仁、華任真。當雅吉能需要躲避他那煩人的姨媽巴拉克諾夫人時，就謊稱梁勉仁病了，要前去探望，再頂著梁勉仁的名號尋花問柳。當華興在鄉下住得膩煩了，想去倫敦放風時，他也會對受自己監護的侄女西西莉謊稱，城里那個不聽話的弟弟華任真又惹事了，他要去處理。可車子一停到倫敦城，華興就化身為華任真，為所欲為。

這樣的假身份到了周黎明的戲里，成了微博賬號。“王爾德說給男人一個面具，他們才會展露真實的自我。我們現在太方便了，一個人可以有十幾個面具。”周黎明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微博上的王思聰，占真實的王思聰幾分之幾，誰知道？”

19世紀末英國倫敦與當下中國的種種照映，刺激著周黎明的表達欲。事實上，他也希望別人看到不一樣的周黎明——不是那個罵《小時代》的周黎明；也不是更早時候采訪章子怡，被罵為“替章子怡洗地”的周黎明；甚至不是影響了很多人觀影喜好的影評人周黎明。“我的專業是英美文學。”他會這樣強調，“我擅長的是中西文化的連接和轉換。尤其是具有很大轉換空間的時候。讓我去翻譯新聞發布會，我可干不了。”

就要“像神經病一樣”地演

《不可兒戲》讓周黎明轉換得很high。原著里，雅吉能通過華興落在自己家里的香煙盒，發現了華興多重身份的秘密；到周黎明這里，香煙盒換成了iPad。原著里，巴拉克諾夫人侃侃而談自己的審美：“法國歌都不太正經，德國歌聽起來就正正派派。”到周黎明這兒，是：“鳳凰傳奇不行，太俗；王菲吧，我老怕她出家。”

英式幽默隱晦的包袱中國觀眾有時很難接受。巴拉克諾夫人審問華興，第一個問題是：“你抽煙嗎？”“我抽。”“很好，一個男人應該有事情做。”這個包袱在劇場里演，怎么甩都不會響。周黎明把抽煙改成更直白的打游戲，果然大部分觀眾買賬。

劇中人物的名字和背景，周黎明也盡可能“本土化”。舊貴族的紈绔子弟雅吉能成了“富二代”阿吉。阿吉在微博上示人的身份叫“班伯利”。“班伯利”三個字，在周黎明撰寫的劇本上標注著“華興拉長音重復”。“‘玻璃’，這會引發某種聯想吧？”他說。

“英國的話劇演員演這個角色的時候，就演得十分娘娘腔。英國文學研究界甚至對《不可兒戲》始終有一個討論，雅吉能假扮成另一個身份去泡妞，其實是不是去搞同志？”周黎明解釋道：“我讓阿吉故意用班伯利這個名字，假裝成‘Gay蜜’去泡妞，其實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性。在同志飽受歧視的時候，是不可能有異性戀去冒充同性戀的。”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揣摩，是因為王爾德本身就是同志，并因同志身份，受了兩年牢獄之苦。獄中他寫下《深淵書簡》，歇斯底里地埋怨情人波西、痛斥將他推上絕境的輿論與法律后，又清醒地反思了藝術與苦難的共生關系——很難想象，120年前的苦痛，今日反倒成了一種“優勢”。

巴拉克諾夫人被移植成“溥夫人”，對周黎明而言是最難的部分。中國沒有老貴族，有，也早被抄家了。姓溥，其實是胡攪蠻纏地和溥儀攀親戚。

溥夫人在劇里神氣活現：“我們家從慈禧那陣兒起就沒站錯過隊。”明眼人一看即知，這是句扯淡的話——從沒站錯過隊，這是不可能的。溥夫人這么說，只是為了表明自己的深厚背景——中國沒有老貴族，但革命資本可比錢重要得多。

周黎明期望溥夫人能承載自己對有權勢者的觀察。他為溥夫人寫了一句臺詞：“我已經二十年沒上班了，我的時間很寶貴的。”這句矛盾而充滿內涵的臺詞，其實源自1980年代他與一位中央部委的“馬列主義老太太”聊天所得。

由演員木易反串的溥夫人，最后儼然成了整出劇的包袱核心。在排練的時候，幾乎所有人都覺得溥夫人的表演過于夸張，“像神經病一樣”。到預演時一試，導演周黎明趕緊調整：都得向溥夫人那種夸張式演法靠攏。

在此之前，周黎明揣摩過英國版、美國版《不可兒戲》的話劇版、電影版。美國人都是放開來演，英國人則喜歡“端著演”。可就算英國人熱衷于“端著演”，1952年的電影版里，老戲骨瑪格麗特·魯斯福德也是一幅老神經病的樣子。周黎明果斷選擇了美國式的夸張，但究竟應該神經病到什么程度，他還在慢慢調試。

為什么不黑色？

在強調“每個人有很多面”的周黎明看來，《不可兒戲》的人物形象過于扁平。于是，他在劇本中加上了一段畫風突變的詐騙情節。

這段情節改編自王爾德另一部作品《理想丈夫》的部分劇情：華興和阿吉的老同學錢菲莉從巴黎回來。錢菲莉想和老情人阿吉結婚，阿吉卻已和賈西西訂了婚約。錢菲莉拿出華興多年前不為人知的秘密來要挾，阿吉不得不挺身而出，娶下錢菲莉。

《不可兒戲》原著中，華興最后發現自己從小就沒見過的父母，其實正是巴拉克諾夫人的姐夫、姐姐；而雅吉能，其實是他的親弟弟。這成了這部諷刺話劇最為溫情脈脈的一幕。

但在插入了《理想丈夫》的周黎明版本中，這一感人場景，不過是場騙局。華興、賈西西、錢菲莉通過認親和結姻，打入溥夫人一家，計劃用一個虛構的投資項目，騙走這個老太太的積蓄。誰料，最后騙局卻被賈西西反戈戳穿——賈西西見過溥夫人后，突然發現溥夫人正是自己小時候流落街頭時仗義施財的救命恩人。

那項虛構的投資項目，被周黎明設定為“非洲冰雪世界”。早年周黎明參加記者團，到新疆采風。當地接待方第一天就帶他們去吃海鮮——從海邊空運到新疆的海鮮。周黎明實在不能理解：“這個東西在新疆很貴，又不好吃，我們都是從海邊來的，為什么給我們吃這個？”現在他想通了：可能是接待方自己想吃。

市場上熱錢越來越多，讀過MBA的周黎明覺得大部分決策就像新疆那頓海鮮一樣不科學，這也讓他想起英國人，在《唐頓莊園》里，在19世紀古典氣質的英國莊園里，貴族們大都會涉足這種無頭蒼蠅式的投資：“全世界都是，我反正有錢，我特別任性。”

最終，在新加的部分劇情里，劇中人物展現了他們的另一面：看起來忠厚的華興原來是個詐騙犯，看起來吃喝嫖賭的阿吉原來可以為朋友兩肋插刀，看起來最面惡的溥夫人，竟然也曾經救過別人……

“原劇的核心元素是兩面人，那我就把這一點發揮到極致。”周黎明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只是對于觀眾來說，增入的這一部分情節，劇情過于龐雜而邏輯線眾多，未必能夠起到十足的效果。

2014年7月，周黎明執導的第一部話劇《環路男女》有過不錯的口碑。“可能當時大家只知道我是影評人，期待值特別低。”周黎明笑道。

2014年首演時，故事的結局是開放式的：那對主角夫婦究竟是走在一起還是分手了？演出完，有記者告訴他，最喜歡他的黑色幽默，周黎明恍然一驚：為什么要順應觀眾，大團圓結局？為什么要堅持貌似溫馨的假象？為什么不堅持“黑色”？

2015年《環路男女》計劃進行第二輪巡演，他打算加上一個“黑色”的結局。

“可能我受賴聲川老師的影響很深，他的作品里有一種溫情在，注重人性好的一面。”周黎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但到了我這個年齡，欣賞的東西和想做的東西未必是一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