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5日，李志一把火把所有實體唱片燒掉。攝影_撒郊

2012年3月17日,李志巡回演唱會杭州站。攝影_秦曉木

2009年錄制《我愛南京》專輯。  攝影_許鵬

記者_李純 南京報道

多年以后，李志的父母還不知道李志的真正身份其實是一個歌手。

1999年的夏天，李志從東南大學退學，需要家長簽字，親戚老師朋友挨個勸他，沒用，他一意孤行——李志決定的事情沒人能改變得了。他成了無業游民，租住在學校附近的平房里，每天窩在家里看書聽音樂，到處跟朋友借錢、蹭飯。

他和父母的交流極少，家人問他的情況，他瞎編，“上班”，“最近公司忙。”李志解釋：“在他們的觀念里面唱歌不是正道，至少在他們看起來我過得OK就行了，至于我工作做什么要講也沒用，他們懂什么？對吧。”

如今的李志，在父母的眼里儼然是個闖蕩成功的游子，他得空回家，開著锃亮的吉普車，告訴親戚們：“這車得三十多萬。”他在南京買了一套房，三百多萬，前兩年他結婚并有了一個女兒，親戚們都覺得李志一定當上了老板。

李志確實算是當了老板，他在南京注冊了一個公司，名字就叫“李志”。他的團隊都是多年熟悉的朋友，人人有股份。他想象了一下公司該有的樣子，照貓畫虎，寫了一份董事章程。團隊的人叫他“董事長”，他定方向，然后分配給其他人去執行。有一條像鋼鐵般堅固的共識：李志是核心，而其他人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為李志服務。李志永遠有一票否決權。

去年，李志計劃要辦六場大規模的巡演，最后一站定在了北京工人體育館，觀眾規模擴展到五千以上。對于一直走livehouse巡演路線的獨立音樂人來說，這是一次冒險，但也具有象征意味。在此之前，在工體演出的搖滾歌手最具標志性的是崔健，民謠歌手則是鮑勃·迪倫。

遲斌勸李志，“接受媒體采訪吧。”遲斌是李志的經紀人。

在后來的采訪中，李志向《南都周刊》記者解釋他拒絕媒體的原因：“不是我不欣賞你這家媒體，而是我從心底上認為我不需要這些東西。我從來沒有想過需要宣傳，包括做演出，就發個微博，微信推送一下唄。”

但這一次，李志妥協了。他說，這是他近幾年最大的變化。以前任性，認準了的事情就不管不顧地做下去，一根筋。現在李志學會控制，“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為了配合讓這次演出順利進行下去，風險太大了，我不能夠按照我以前的方式做。”

像管理球隊一樣來做音樂

三月的南京還沒有完全祛除寒氣，由于山脈阻擋，這里的空氣潮濕又凝固，因此南京人喜歡把其慵懶的性格歸結于溫吞的氣候。

李志在位于高架橋邊上的一個藝術園區內接受采訪，那正是排練休息的間隙，他和樂手們在客廳抽煙，他個子不高，一身運動裝扮，看上去像個大學生。每周有五天的時間，他會固定和樂手在這里進行排練。他們簡短地交流，很快，李志扔掉煙蒂，對其他人說：“來吧。”

李志的樂隊出了名的規范和嚴謹。2010年李志重組樂隊，每一個樂手進來，他會列上好幾條規則，對方得接受，才能入伙。最重要的一點是守時。比如排練，遲到三分鐘以內，扣一半的排練費，三分鐘之后就全扣。

每次樂隊到外地演出，如果主辦方的大巴定在11點半，李志一定提前十分鐘就在酒店樓下等，然后在旁邊一個一個看著11點半之后的樂手上車。那個時候氣氛就會變得凝重，李志不喜歡展露情緒，但是他不說話，其他人就知道李志生氣了。

這些微小的細節，對于李志來說，是樂隊是否職業化的一個重要衡量標準。“以前說兩點開始，三點來齊了就不錯了，再吹吹牛逼，調調設備，導致同樣的事情本來十天可以達到的，要用上二十天，現在呢？我說一點開始，大家一點前都能到。”

除了對于時間的嚴格把控，李志在樂隊排練中，表現出一種做數學題式的嚴謹。排練室里有一塊長方形寫字板，李志會把編曲用公式的形式寫下來，前奏、間奏和尾奏各個部分采用什么樂器，奇數彈什么音偶數彈什么音，規定完以后，樂手按照公式演奏。

  這是一種快速并具有效率的排練方式，有的時候卻會讓人覺得過于死板。“我不太贊成這種方法，我認為音樂是一種語言，不同的情緒會演奏不同的音樂，這是它的魅力所在，我喜歡那種大家一塊兒玩，比如吉他手想了一段旋律，先玩個四十分鐘一個小時再說，從這個里面相互碰撞出火花，然后拼出一首歌。”吉他手袁錚評論。

在降低風險和靈活性之間，李志永遠會選擇前者，“即興創作有樂趣，風險也會很大，就是你弄得好的時候特別好，但大部分會很屎，毫無章法。”

從另一方面看，這是李志為了追求一場毫無破綻的演出而選擇的一種方式。很多樂隊排練，一首歌兩三遍就過了，李志需要十遍、二十遍，直到達到他認可的程度。

李志一直沒有一個穩定的樂隊陣容，在李志的樂隊，人情永遠排在最次要的位置，他告訴樂手：“如果哪一天崔健找你彈吉他或者打鼓，挺好，我歡迎，我親自送你們過去。同樣的，如果我發現一個樂手比你好，那你就走。”

“這是一支球隊，要定時訓練，定時比賽，引進人淘汰人。” 李志給自己定位，他就是個球隊老板。排練時，樂手之間的分歧時有發生。但大家有共識，所有的樂手必須圍繞李志服務：如果李志有一個堅定的想法，其他樂手則要無條件服從。

“在我們看來李志在南京就是開公司的，樂隊排練跟打卡上班似的。”胡欣說，他是李志第一支樂隊的鍵盤手，那支樂隊維系了一年多之后，于2009年宣告解散。

樂隊傷害了李志

在胡欣看來，李志對于如何做好音樂這件事的理解是一個不斷清晰隨后強化的過程，“這么多年下來，李志越來越清楚他自己的未來和他想要的味道是什么。他原來可能都不清楚要什么味道，到最后他清楚要什么但不知道怎么指導別人，現在他不僅清楚還能用一些方法指導你達到他的味道，這是他的進步。”

劉威是李志大學時代的好友，參與了李志前三張唱片的錄制，這是三張被李志稱為“low-fi”的專輯，現在回看，他覺得那種粗糙簡直無法直視。

但在當時，那卻是一無所有的李志所能夠做到的極限。他和劉威租了一間小庫房，沒有隔音墻，他們把棉被粘在墻壁上，屋子里凌亂地堆放著各種樂器、音響，都是給他幫忙的樂手從自己家帶過去的。樂手也是東拼西湊，誰樂意誰來幫，光吉他手就用了四五個。

回憶起那段光景，劉威充滿了愧疚。他白天上班，李志就等他下班結束再錄音，劉威貪玩，下了班和一幫朋友吃飯，李志就在旁邊等著，常常等到半夜才能開始錄。有的時候，劉威錄著錄著睡著了，李志還得敲敲錄音室的玻璃，把他叫醒。

劉威甚至晚上會把女孩帶到錄音棚里睡覺，而“李志著急地晚上一個人偷偷在那兒哭。”劉威回憶。

2007年，李志組了第一個樂隊，南京音樂圈子小，彼此都認識，朋友介紹朋友，“李志要組個樂隊，你要不要來幫忙？”很快一個五人的樂隊組建起來。

對于南京的大部分樂手來說，大家在一塊兒組樂隊，圖的是個感情，新鮮，好玩兒，相比于氛圍，業務有的時候并不那么重要，這也導致樂隊的成長十分緩慢。

到了2009年，李志借了三十萬，去北京錄制專輯，在那段往返于北京和南京的時間，胡欣明顯感覺到李志的焦慮。以前排練，李志喜歡跟他調侃幾句，“哎呀，胡老師今天這衣服怎么怎么樣。”但是到后期，李志不愛說話了。

出去巡演，有的樂手把女朋友帶上，影響演出，“那也鬧得挺不愉快的，其實現在想想，樂隊傷害了李志。”劉威說。

“我們那個時候的關系并不是說像現在他這個樂隊跟他的關系，現在更像雇傭關系，我們可能更是朋友在一起玩，我不是有義務來給你弄，比如我遲到了或者干嗎了，他也根本說不出口來罰我的錢，因為我不屬于你，我們大家就是一起玩而已。”胡欣解釋。

余贛寧一直在李志的樂隊中擔任鼓手，他回憶：“當時的狀態和現在不一樣，大家沒有想說‘我會聽你的’這種狀態。我們想的是大家一塊過來幫忙，幫你做一些事情，僅此而已。那你提那么多要求，要看我愿不愿意接受。”

2009年新專輯《我愛南京》首發演出，那場演出對于熟悉李志的歌迷來說是一次極度震撼再也無法復制的表演。在現場，李志表現出超乎尋常的暴躁，他聲嘶力竭，一度落淚。演出尾聲，在沒有任何通知的情況下，李志宣布樂隊解散。

當時在場的樂隊成員都非常驚訝，沒有人想到李志會以這樣一個粗暴又極端的方式終止合作。胡欣后來承認這是一個無法調和的矛盾：“李志看到了一個更高的標準，他拿更高的標準的尺子來衡量我們，當他的標準越來越高的時候，他就越能看到我們與這個標準之間的差距，他心里的落差越大，他就越來越焦慮。他看到了這個前景，如果我們這么做，也可以達到這個，但是他又無法直接苛刻地要求我們。”

李志的規則

這是李志和南京很多樂手不同的地方，“南京很多樂手處于那樣的狀態：要么沒機會做那就不做了，或者就在那兒隱忍著，慢慢積累。可是李志會主動地往外推這個事情，沒機會我創造條件也要走出來。”韓俊這樣評價李志，他是南京90年代的音樂人之一，曾經和同道人創辦極地77酒吧，這個酒吧在很長一段時間是南京地下音樂的地標性場所。2006年，李志在那兒當了一年多的駐唱。

和李志的第一次交往就給韓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會兒極地777聚集了南京最好的樂手，慕名而來的歌手絡繹不絕。

面試當天，李志臨時有事，沒能赴約，托人給韓俊帶了一封信，手寫的，兩張紙，“原因說得很細致，大概了解他有什么事情，來不了，下一次什么時候回來再約。”韓俊嗅到這個小伙子有種不一樣的氣息。

李志確實帶來了和周圍人不一樣的氣息。對于音樂行業他持有己見，這種認知除了對于自身音樂形態的堅定，另一方面也呈現于他與行業、觀眾的關系。

評價音樂行業，李志直接了當：“整個行業大部分人是很懶的，郭德綱以前說他們相聲界的，廚子居多，我們這個行業呢？什么屌人啊，如果不許這幫哥們唱歌，你看這些人有幾個能活下來的，去做個民工都做不了。”

很多既定的規范也讓李志無法接受。一場演出推遲個十多分鐘開場是個常態，主辦方想要人多一點，氣氛好一點，而歌手也不認為演出時間推遲是個事兒。李志的演出幾乎沒有推遲過，“在我眼里這是很嚴重的事情，它是誠信的表現之一，因為買票的時候你說了幾點開始，如果你連這個都做不到你還能做到什么呢？”

李志的演唱會不設返場環節，按照歌單唱，該唱的唱完就結束。有一次，他去看曲婉婷的演唱會，那場演唱會的名字叫“我的歌聲里”，結果演出結束了，曲婉婷也沒唱那首歌，觀眾在臺下歡呼，叫安可，鬧騰了一陣子，曲婉婷返場，唱《我的歌聲里》。

李志在臺下覺得演唱會返場的橋段太矯情了，“怎么可能嘛，這是你最紅的歌，你就結束了，明顯是設計好返場的，對吧？沒必要，你覺得呢？不矯情嗎？在我的價值觀里面這種事情比在臺上跟觀眾說大家好，我愛你們還要虛偽。”

李志試圖在已經崩壞的音樂行業內建立屬于自己的規則。有一次，李志想在專輯里翻唱好朋友張瑋瑋的《米店》，他向張瑋瑋詢問：“授權費是多少？我給你準備個協議。”張瑋瑋只好象征性地填了十塊錢。

后來羅永浩也打電話給張瑋瑋，說做手機要用《米店》做鈴聲，羅永浩在獲得同意后，也說“我要讓他們準備合同了，授權費你來說。”張瑋瑋也一樣填了10塊錢。他覺得有意思，“李志和羅永浩挺像的。”

南京個體戶

民謠歌手張瑋瑋第一次聽到李志，是在一個朋友的車上，那首歌叫《梵高先生》。張瑋瑋聽完就特別喜歡，路上來回放了兩三遍。第二天他又聽了李志其他的歌，“他唱片錄音特別差，音都不太準，但是氣質很好，是一個北京之外生長出來的東西。”

2005年到2007年是李志開始慢慢發酵，被外部認知的一段時間。這段時間恰恰是北京地下音樂發展得特別糟糕的一個時間段。唱片公司紛紛倒閉，許多樂隊解散，包括左小祖咒的NO樂隊、舌頭樂隊、野孩子樂隊當時幾個比較重要的獨立樂隊都散伙了。

簽約十三月公司的萬曉利最初是三十多個人的團隊為其服務，兩年不到，十三月整個公司也只剩下幾個人；而簽了大批地下音樂人的摩登天空在那個時候幾乎可以用茍延殘喘形容，外人都覺得它快倒閉了。

這是一段艱難的轉折期，數字音樂使得傳統唱片公司慣性依賴的一套工業系統被整個打垮，新的演出系統沒有建立，北京整個地下音樂生態萎靡不振。而此時，南京李志紅了，網絡各個論壇都在議論著這個叫李志的歌手。

“李志可能是我們這批人中第一個純粹從網絡出來的歌手，他不是靠一個音樂圈子或者唱片公司的烘托，他從一開始就是獨立于這些之外的。”張瑋瑋評價。

胡欣一直到跟著李志去北京演出才發現他很受歡迎，演出前胡欣問能有多少人看？李志告訴他四百多人。胡欣不信，在南京能有一百多個人來看已經很棒了，“能有這么多人？”演出開始，場地幾乎滿了，“我當時很驚訝。”

余贛寧第一次幫李志打鼓，聽他唱歌，李志音準很差，“我很詫異，覺得這樣的歌也可以出專輯嗎？因為在我看來，唱歌最基本的是音準節奏，他節奏還好一點，音很不準。甚至早些年，我覺得他其實不算是在做音樂的，更像一種藝術形式。”

《我愛南京》那張專輯，為了李志的音準，余贛寧修音“修得很想死”，“你修過了就失真了，不像是人類發出的。”

毫無疑問，李志的音樂并不符合流行音樂工業線上的審美，但是李志就這么被大多數人喜歡了，他的演出門票即使在預售期也一票難求。舞臺上的李志有種神奇的感染人的魔力，胡欣告訴李志：“我平時不會聽你的歌曲，因為你的歌不是我的菜，但是我告訴你，你演出的時候，當我感受這種狀態，我被感動過。”

“李志有自己的語言系統，他只描述自己的情感，‘請你告訴我如何悲傷’，‘我們生來就是孤獨’，這樣的大白話會讓你特別感動，你聽完就覺得我不是孤獨的，你看李志也是這樣的，他跟我們是一模一樣的人，一模一樣的迷茫。”張瑋瑋評價。

李志身上有兩個鮮明的標簽：“個體戶”和“南京”。獨立唱片公司十三月和流行唱片公司環球華納都曾向李志表明簽約意向，均被李志拒絕，后來李志干脆對外宣布不會從屬于任何一家唱片公司。

很多音樂人聊天，大家聊哪家公司怎么樣，聊著聊著有人會很自然地會蹦出一句：那李志沒簽公司，人家弄得也挺好。張瑋瑋覺得李志的堅持給了很多獨立音樂人勇氣，“一個人單打獨斗，這是一個特別不安全、不確定的東西，你會消耗特別多精力在音樂之外，我們聊天的時候李志都會是一個范例，其實是有激勵到我們。”

對于南京的獨立音樂來說，李志的意義不言自明。李志一直堅持用南京本地的樂手，于是南京城里流傳了這么一個段子：琴行里的一個小朋友學琴特別努力，別人問他為什么學琴，他回答，好好學以后可以進李志的樂隊。

去年，李志在南京辦第五次跨年演出,請樸樹做嘉賓。樸樹唱完以后，在臺上很感慨，說了幾句話：“2009年和公司解約出來，做獨立音樂人，所以我非常能夠體會到做獨立音樂人的艱辛。如果我當年沒有離開南京，我覺得我每天應該和李志混在一起。”

梵高先生

在某種程度上，李志有著一套他特有的成功學。他價值觀清晰，強調勤奮，做事認真，他擁有歌手稀缺的理性特質，時刻懂得把控。李志看演出從來不會擠到最前面，他喜歡一個人蹲在一個邊邊角角的地方，冷眼旁觀，一邊看臺上的人，一邊看臺下的。短暫的狂歡會讓李志感受到一種荒謬，“你不覺得很傻逼嗎？無非就是假裝憂傷假裝憤怒，假裝我喜歡你，假裝你喜歡我，假裝我們喜歡這個晚上，出了這個舞臺，誰記得誰？”

當燈光置換，李志站在臺上，接受觀眾的歡呼，他的內心處于一種克制的冷靜狀態，“我很清楚肯定有一些人像我一樣蹲在角落里冷靜地看著這一切，然后說太傻逼了，就像王小波所說的沉默的大多數。”

沒有人能夠真正了解李志內心在想什么，他的憤怒、脆弱、沮喪或者悲傷，都被他強大的理性深深地掩埋起來。

張瑋瑋第一次幫李志錄專輯，他在錄音室里面錄，李志在外面，隔著玻璃窗，張瑋瑋看到李志拿著筆，在紙上寫東西，“我在里面就想他在寫什么，他肯定想我拉手風琴有什么問題，待會兒錄完我得看看。”他推門走近，“紙上是什么你知道嗎？畫滿了圈兒，我也不知道他意味著什么。”

“李志是一個很封閉的人。”張瑋瑋說。李志在他最受歡迎的那首《梵高先生》里面寫，“不管你擁有什么，我們生來就是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