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30日，江蘇省睢寧縣小新星英語學校學生們身穿古裝，雙手抱至胸前拜孔子。
       近日，國學教育學科得以確立的消息不脛而走，成為了坊間熱鬧的議題。從學科建制的角度講，國學究竟指的是什么當然會有明確的規定，這點幾乎是不容討論的，一旦明確，就需要堅決的貫徹。這也是國家意志的體現。不過，在學理上，國學何謂卻是可以討論的。這無疑有助于我們在進行國學教育時增加幾分自覺性，使得我們對國學的理解更加深入，而不會天真的以為穿著長袍馬褂逛街就是在講國學了。曹聚仁先生當年就指出，如果“根本上沒有明白國學是個什么，也沒想到要去研究國學的原因，只不過因循的盲從，胡亂提倡些國學，做冒牌的圣人之徒”，那“是很危險的”。而前人比如被譽為最后一位古文經學大師的章太炎對國學的看法無疑具有豐富的借鑒意義。
       從章太炎本人思想發展的歷程來看，“國學”作為內容當然是貫穿其一輩子的思想主題。從他入俞樾的詁經學社做學生起，直至臨終那一刻，他堅持的就是“飯可以不吃，學不可以不講”。不過，“國學”作為一個概念卻不是從來就在他的話語體系中獲得合法性的。早先，作為國粹派主將的章太炎是用“國粹”來指稱后來“國學”所代表的內容的。然而，不久他便將概念改換成了“國故”，并作有《國故論衡》。在第三個階段，才有“國學”的概念的提出。晚年，章太炎還會使用“國性”來稱呼國學。顯然，就這四個概念的使用而言，一定程度上可以體現出章太炎對“國學”的看法：“國粹”無疑顯示了對傳統文化的高度崇敬之情。但是，它難以回答“凡是歷史上的就一定是好的嗎？”這樣的疑問。“國故”則似乎略微走向反面，認為傳統文化已經成為歷史陳跡，似乎給人某種灰塵仆仆的感覺，比不上“國粹”的古色古香。“國性”所指當然也是歷史傳統文化。章太炎認為，中國當時面對強敵外逼，即便亡國了，只要國性存在，依然有復國的那一天。顯然，國性的含義是比較抽象的，不易把握。比較而言，“國學”的提法不僅中立，而且具體。以此為背景，我們似乎也能從“國學”立科而不是“國粹”立科的做法中體會出國家中正的態度。
       那么，國學的主要內容是什么？用章太炎的話來說，就是“國學的派別”究竟有哪些？他主要從三個角度展開論述：經學的派別；哲學的派別；文學的派別。這些派別絕非儒學一家能夠涵蓋的。
       章太炎指出，經學包含著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兩家，每一家又有各個支系。他本人是古文經學家，認為今文經學所講的，雖然不完全是宗教，但總體上傾向于此。對此，他是有些不滿的。他認為，就“六經”本義而言，“無一非史”。《尚書》、《春秋》都是記事的典籍，是確定無疑的史；《詩經》大部分是為國事而作，只有少量的歌謠，所以也是史；《禮經》記載古代典章制度，是史的一部分；《春秋》臚列事實，中寓褒貶之意，是顯明的史；《易經》蘊含著史的精華；《樂經》已經失去，但章太炎揣測它是家在樂譜和制度的，所以也包含著史的特性的。可見，章太炎堅持“六經皆史”說，所以正如湯志鈞先生所指出的那樣，在國學的派別中章氏并不專列史的派別。由于“六經皆史”，章氏反對對六經“推崇過甚”。這個態度當然和他古文經學的立場密切相關，然而，今日我們再來看“經”，它們究竟是不可移易的“常道”，還是需要與時變化的文本，那是需要仔細考量的，否則一不小心，我們就可能抬舉出若干高高在上的教主來，對他們我們只有跪拜的分。
       關于哲學，章太炎認為中國古代的儒道法墨名以及佛家可謂哲學的主要派別。他認為，《論語》一半講倫理道德學，一半是哲理。儒家之中，《孟子》、《荀子》也談過哲理；老莊的主張，和哲學密切聯系；名家大量的涉及“論理學”也即邏輯學；墨子的《經上》《經下》是極好的名學；法家之中韓非的《解老》《喻老》兩篇，將他與哲理聯系了起來。當然，這是章氏對先秦時期的哲學的刻畫。事實上，他對中國古代哲學史的論述言簡意賅，揭示了國學哲學之部的豐富內容。 2015年5月23日，河南商報小記者一行來到鄭州文廟，披著儒巾、觀祭孔儀式、賞武術表演。
       在這方面，章氏的觀點獨到而銳利。比如他認為應該高度重視王充在漢代的地位：“漢得一人，足以振恥”。但是，“王充破迷信高出楊雄之上，楊雄新見解也出王充之上”。兩者應該同時閱讀。
       還比如，他認為陸象山的弟子楊簡的見解超過了陸。這個觀點竊以為應該引起我們注意。很早就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的侯外廬先生曾經明確說過，他的學問得益于章太炎甚多。而他對楊簡的重視甚至超過了朱熹。在此，我們似乎看到了章太炎的某種影響。換而言之，章氏對國學的看法在某些方面其實已經悄悄的傳入了其后正統的學術觀點之中；當然，也許反過來說更加有意思：其后正統的學術觀點是如何揚棄章氏的國學觀點的？對前輩學者（比如“侯外廬學派”）的做法的研究和反思無疑有助于當下我們如何看待國學。
       但也許最為重要的是，章太炎明確表示，國學絕非只有儒學一家。
       同時，章氏的國學觀有一個特色需要指出，這就是他會使用現代性的標準來闡釋古人。這點充分的體現在他對莊子的理解之中。他認為，莊子的根本主張是平等與自由。《逍遙游》講的是自由，《齊物論》講的是平等。“但莊子的自由平等，和近人所稱的，又有些不同。近人所謂‘自由’，是在人與人的當中發生的，我不應侵犯人的自由，人亦不應侵犯我的自由。”章太炎追求的是形而上的自由，“真自由唯有‘無待’才可以做到。”所謂無待，便是什么也不依靠。顯然這種說法比較玄虛。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對自由這個現代觀念的汲取和超越。
       而所謂的平等，也已經不限于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他不僅要求人與物之間的平等，而且，他還要求克服是非之心、文野之見、彼此之別，“一往平等”。這種對平等的理解，一方面也是玄虛的；另一方面，又包含著克服帝國主義侵略他國時所借用的文明與野蠻的區分的口實。換而言之，章氏試圖借助重新詮釋莊子，來應對西方偏頗的現代性理論。其中無疑包含著積極的古為今用的經驗值得我們反思。
       這么說并不意味著章太炎完全站在了現代性的立場之上了。事實上，邵力子先生便批評章氏的國學觀在某種程度上具有“惡新”的弊病（當然，就章太炎對莊子的詮釋而言，邵力子的批評并不成立）。一個重要的證據就是，章氏在梳理完文學的派別之后，便對白話文頗多批評。他甚至說：文學“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漢、晉，所謂向下墮落就是近代的白話詩”。邵力子先生就針鋒相對的指出，“近年來，很有人怕白話文盛行，國學將廢絕，其實看了國學講演會的情形便可釋此杞憂，國學講演會的聽眾，據我所知，很有許多人是積極地主張白話文的。做白話文與研究國學決不相妨。”
       也許我們應該還可以補充的是，國學不但可以用白話來講，而且，它也應該伴有白話的精神。這就意味著講國學既是面向歷史傳統文化的，又要求著面向時代和未來，開出新的境界。而國學大師章太炎的觀點與做法，在某些方面可以成為我們的殷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