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城市的田園詩
最后更新：2015-07-13 19:54:45來源：新周刊 文/周華誠
種田這一門古老的手藝活，正在逐漸消失。但除了感嘆，總該做點什么。我從城里回到鄉下，希望用傳統耕種的樸素方式，講述我父親的農人和土地的故事。
長大的過程，是離村莊越來越遠的過程。
我從小在浙江衢州那個叫溪口的村子成長，每天上學要從廣闊田野間穿過，聞著稻花和油菜花的芳香，農忙時和父母一樣挽起褲腳下田，一個暑假下來整個人曬得烏黑。
當我因為插秧、割稻而腰酸背痛、苦不堪言之時，父母的告誡就在耳邊響起：你看，如果不好好讀書，就只有一輩子下田！考上好學校，去城里工作，是農村孩子的唯一出路。那些終于考出去的被作為人生榜樣，一遍遍掛在整個村莊的父母嘴上。
16歲我終于離開村莊，考上了幾百公里外的省城一所中專學校——那意味著有機會跳出農門，獲得居民戶口，從此不當農民，從此不用下田。
后來，我在杭州擁有了還算體面的工作，買了房、安了家。我把父母接來，他們卻怎么都住不慣。高樓就像樊籠，城里的平淡人情更讓他們無所適從。父親無事可做，他說這樣下去人都要傻了。他們寧愿回鄉下老家，沒事時田埂上走走，也心滿意足。
但村莊里像我父母這樣的農民越來越少。幾乎所有壯年勞動力都進城打工了。他們離開祖祖輩輩熟悉的土地，轉向陌生的城市和工廠謀生，土地似乎一夜之間被他們拋棄。可是如果死守土地，灑下無數汗水換回的收獲，根本不足以維持基本生活。
過去的村莊少年，學習成績好的，考上大學，成了城里人；成績不太好的，進城打工，等老了回來，也不會種田了。
家里的土地拋了荒，長滿野草。和我同齡的人，平時在村莊里見不到一個，只有過年那幾天，大家呼啦一下重新出現，再過幾天鞭炮味還沒有消散，就呼啦一下全都不見了。
2014年春節我回老家尋訪耕田佬。在我記憶中，耕田佬穿著蓑衣、趕著牛、扛著犁，走在煙雨蒙蒙的田間小道，那是最江南、最唐詩的畫面。我們村曾經有三四十頭耕牛。
但很遺憾，尋訪時我才知道，一千多人口的村莊，只有兩家還有耕田犁具，其中一戶把五六頭牛都賣掉了，只有另一戶養著一頭。用不了兩年，全村可能再也沒有耕牛，也不會再有人耕田了。古詩里的“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再也不會出現，“牧童遙指杏花村”的牧童，再也看不到，“朝耕及露下，暮耕連月出”的場景也只有向夢中尋了。
我在杭州生活，農事、節氣、氣候變化時時沖進我的腦海。都市人其實生活得很不接地氣，與大自然很遠，不知今夕何年，不知春秋夏冬。曾經用了一年，我按照節氣規律，去西湖邊行走，觀察植物生長，試圖記錄下一些什么，試圖重新與鄉村生活聯接起來。
這注定只能是一場徒勞。
我說想把大米賣30元一斤，父親張大了嘴巴。
一開始我跟父親說，我想在老家鄉下種一小片田，向城里人分享我們種的糧食，他驚訝極了。當我說到一斤大米30元的價格時，他更是張大了嘴巴。他覺得這不可能。
我的父親高中畢業，有點文化，當過幾十年農村電工，現在有兩千元退休工資領。可他的身份終究是農民，一輩子都沒離開土地。他看著自家一畝三分地長草，比誰都著急。其實那點田地能有多少收成？我跟他算過一筆賬，一年忙到頭，也就夠自家吃的一點。
最近20年物價飛漲，大部分人工資也漲。10年前我是一名機關干部，年收入3萬元，現在5倍以上；10年前建筑工地的小工一天工錢30塊，現在200塊都難招到人。只有農民的收入沒有漲，在種子、化肥、農藥價格翻跟頭漲時，米的價格卻沒法漲。
2013年冬天，我在眾籌網發起這個叫“父親的水稻田”的眾籌項目，我的想法很簡單——在家鄉和父親一起，用最傳統的耕種方法種一小片稻田。在城市生活了那么久，我知道城里人想吃到純天然食物其實很難。另一方面，我也想借這件事，挽留、傳播在我看來即將消逝的農耕文化。這是一份對土地與農村的感情。
我將“父親的水稻田”的大米價格定在每斤30元。商場里的“精品大米”5斤禮盒裝260元，前段炒得火熱的“日本大米”每公斤100元，我帶著天真想，自己勞動耕種出的大米，30元一斤怎么還會太貴呢？當然，30元，除了一斤大米的回報，我還設想了一些“附加值”——比如，通過網絡分享稻田全程種植記錄，見證從一粒種子到一捧大米的過程；分享水稻和農具的相關知識；還有一張父親簽名的“我們的水稻田”明信片。預訂一定數量大米的支持者，還可以帶著孩子來到水稻田親身感受，20斤以上的可以分享糧食釀造的燒酒。
但其實我心里完全沒底，純粹當成一種嘗試。沒想到這個種田項目上線兩個月，限量一千斤的大米就被訂完。支持者來自全國各地，南到海口，北到東三省，西到遵義，絕大部分是我不認識的人。
于是種田就這樣開始了。早春時我帶上女兒，和父親一起去田里用鋤頭翻地。這塊“父親的水稻田”項目實施地，面積只有不到兩畝。我跟著父親耕田的步子，在后邊拍他犁、耙、耖，文字記錄寫了十幾頁。
2014年5月，父親把稻谷種子浸濕、保溫、催芽，3天后谷種冒出了白色的乳芽，然后播種到秧田；6月，秧苗長齊，可以插秧了，我在網上發出通知，請有興趣的朋友帶上孩子一起來稻田里體驗；6月14日那一天，從杭州、衢州、常山來了三四十位朋友，大家卷起褲腿，興高采烈地下田。有的孩子一站到田里就哭了起來。整個種植過程，從耕田、備種、催芽、播種，到插秧、灌溉、除草、抽穗、揚花，再到成熟、收割，我把田間的觀察與記錄形成文字和圖片，分享在微信平臺。
父親學會了用智能手機，他的微信名字是“稻田大學校長”。
因為下田，我與父親之間的共同話題多起來，我對他也多了幾分理解。
幾年前，我還因為他不愿意住到城里、不愿意適應城市生活而生氣，我們曾經吵得很厲害。我說，那點田地，那點稻米，我花點錢就買來了，我在大城市工作，還能買不起？
父親說，那不一樣，不一樣的。那時候我其實不懂他。
水稻田項目“落地”后，我回老家的頻率大大增多。從杭州開車回來路上要三個小時，原先我大概兩個月才回一趟，項目實施后每半個月一趟，有時一個多星期就忍不住往家跑。
我們的交流隨之增多。為了這片新稻田，他學會用上了智能手機。我教他使用相機、微信，用家里Wi-Fi傳圖片、上網看新聞和視頻聊天。他的微信名是“稻田大學校長”。每隔一兩天，父親就會把水稻的生長情況拍成照片傳給我——稻谷發芽了，秧田水淹了，水稻開花了，需要灌水了。
有一次連續大雨，水淹稻田，我憂心忡忡，每天打電話回去問情況。幸好幾天后水漸漸退去，秧苗重新露頭呼吸。我們也就順應天意，讓它繼續自然生長。
去年夏天特別涼爽，城市里我身邊的人都表示這氣候真舒服。而8月中旬一天我打電話回家，卻聽到父親嘆一口氣說，唉，還下雨。
父親說，久雨不停，稻禾又被淹了半截，這會兒正是水稻大肚、抽穗的關鍵時節，天氣如果不熱起來，水稻的收成可就不好了。
我一下子覺得不安。旱了，渴雨；雨了，盼晴。一介農民，千百年來哪一季節不是在焦慮與期盼中度過？我們曾經自以為是，心比天高，哪里會像父親一樣，像農民一樣思考問題？
我帶女兒回老家，她爺爺認真教她分辨水稻秧苗與雜草，也教她插秧。
父親說起，小時候，每到農忙時節，整個村的孩子都會出現在田地，大人手把手教孩子，在那時的父輩們看來種田是一種吃飯的技能，自己的孩子以后也是要靠此為生的，所以一定要掌握得嫻熟才行。
父親還說起，他上初中時，我爺爺的身體已經不太好，但還是堅持站在田地邊看兒子做農活，指出哪里對了，哪里錯了。
父親曾經也有過跳出農門的想法，但是一輩子，終究沒有跳出去，農事和生活的界限一直難以分清。
到我這一代，他就寄予希望讓我走出村子，扔掉鋤頭棒，種田太苦了！
但到了我的女兒，下田已經是一種娛樂了，每次跟我回鄉下，正上小學二年級的女兒都特別開心，感覺特別好玩，一切都是那么新鮮，她喜歡尋找稻田里新奇的昆蟲與野花。
故鄉在淪陷，但除了感嘆，還應該做點什么。
因為這個“生活實驗項目”，許多城里人也來到我們家的水稻田。大家一起扛出沉重的打稻機，一起用鐮刀割稻，這些活不要說孩子們，就是很多大人都沒有體驗過。只有直接接觸土地，才會深刻感受勞作的辛苦、糧食的得之不易。
中央電視臺財經頻道的記者也來到我家鄉，對“父親的水稻田”拍攝了兩天。這片水稻面積不大待遇卻挺高，小山村第一次被中央媒體關注。后來節目播出，我的父親和幾位一起到田間干活的朋友，在央視露了一個臉，大家很開心。
稻谷收割后，我們用了三天時間曬干，送到古老的碾坊碾磨。白白的大米捧在手中，每一粒都珍貴極了。我和家人一起把大米包裝好送到快遞點，寄給各地認購的朋友。
我把收到的所有反饋都告訴父親，他開心極了。我很慶幸，當初那不切實際又帶著天真的想法，天南地北的陌生人的精神鼓勵與實際支持，使我把這件事情做了下來。
我的父親為此自豪。當了一輩子農民，他從沒有因為種田這件事像這樣感到過驕傲。我也希望，更多和我父親一樣的農民，都因為自己的田地而驕傲。
每一個離開故鄉的人，誰的家鄉不在淪陷？但除了感嘆，還應該做點兒什么。哪怕力量微小，改變不了世界，或許可以改變身邊一點點。
今年4月，“父親的水稻田”第二季又開始了。上一季水稻收成，村里的老農對我父親很羨慕，所以今年又有兩人加入，67歲的凌云法和44歲的黃仁良，再加上我父親，今年的水稻田是三位父親的水稻田了。
春耕、播種、插秧、拔草、除蟲、灌水，這是最傳統的耕作。我們愿意用最樸素的方式，講述農人與土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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