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

《極花》以近年來轟動社會的婦女拐賣為主題，寫了一個從鄉(xiāng)村到城市的女孩胡蝶，從被拐賣到出逃，最終卻又回到被拐賣鄉(xiāng)村的故事，在講述女孩胡蝶遭遇的同時，也關注農村男性婚姻問題。賈平凹介紹，小說的創(chuàng)作素材來源于一位老鄉(xiāng)的真實經歷，是10年前發(fā)生的一個真實事件：老鄉(xiāng)的女兒被拐賣，歷盡千辛被解救回來之后，女兒卻再也融入不了原先的生活，重又回到了被拐賣的地方。在該書后記中，賈平凹說：“這是個真實的故事，我一直沒給任何人說過……但這件事像刀子一樣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來，就覺得那刀子還在往深處刻。我始終不知道我那個老鄉(xiāng)的女兒回去的村子是個什么地方。10年了，她又是怎么個活著？”賈平凹稱：“《極花》雖然寫了一個被拐賣的婦女，卻并不是一個拐賣故事，它繼續(xù)的仍是我多年來對于鄉(xiāng)村生態(tài)的思考與認識。農村的衰敗已經很久了，我這幾年去那些山地和高原，看到好多村子沒有了人，殘垣斷壁，荒草沒膝，它們正在消失。我們沒有了農村，我們失去了故鄉(xiāng)，中國離開鄉(xiāng)下，中國將會發(fā)生什么，我不知道，而現在我心里在痛。我曾經取笑說，農村人死了，燒那么多紙錢，城市人死了，尸體立即送去了火葬場。那么在另一個世界或有托生的話，那城市人是最窮的。在我的作品中，感情是復雜又微妙的。我不知怎么才能表達清，我企圖用各種辦法去表達，但許多事常常是能意會而說不出，說出又都不對了。”

小說的結尾，被拐賣的女孩最終選擇回到鄉(xiāng)村，記者聯想到去年曾轟動一時的“郜艷敏事件”。問及為何會這樣安排，是否擔心公眾以所謂“正義”的標尺度量這個結局，賈平凹說：“我把胡蝶又寫回鄉(xiāng)村，實際上這是一個輪回，第二次再回去的時候，她又會發(fā)生什么事情，她的未來怎么發(fā)展？誰也不知道。這是把結尾基本是當開頭來寫，這個故事寫完了，下一個故事又要開始了。”

對話

寫現實題材作品

考驗觀察，也需要膽識

北青報：在媒體能快速書寫社會離奇的今天，作為小說作家寫現實題材是不是一種挑戰(zhàn)？

賈平凹：絕大多數寫現實的題材都比較難，人都說“畫鬼容易畫人難”。人，稍微不準確讀者就提出非議。所以對于作家而言，（寫現實）一方面考驗是把觀察的東西表現出來的功力，另一方面要有膽識。

北青報：那么在社會問題越來越復雜的情況下，作家寫現實和媒體做報道的關系是什么？

賈平凹：80年代文學的興盛，在我看來，并不是因為文學的力量，當時的社會閉塞，是新聞元素在其中發(fā)力，大眾從文學作品中獲得離奇的故事。但是今天媒體發(fā)展，任何角落發(fā)生的故事都可以快讀告訴大家。對于作家來說是一種挑戰(zhàn)，現實中的故事永遠比虛構的豐富。但文學不是新聞作品，文學的功能不只是把離奇的故事講給大家，而是要寫更深層的社會危機。我希望寫最偏遠的農村實際情況，中國社會的危機，這些人的精神狀態(tài)里最隱秘的東西。

北青報：但您把城市化進程中農村男性娶不到媳婦的事，安放在一個婦女被拐賣的事情中，您是否認為太男性視角了？

賈平凹：字面上是女性嘮嘮叨叨說自己的經歷，但作家是男性，也有男性的視角。之所以說要深入生活中去，是有道理的。如果不走近人販子，你肯定是憤怒的，恨不得把人販子和買這個女人的人千刀萬剮。但是為什么從被拐賣的胡蝶眼中觀察這群生活在最底層的鄉(xiāng)村的人，他們生活的困難，村里沒有女人的情況是我們沒法了解的。

北青報：你有和被拐賣的女人接觸過嗎？

賈平凹：這個用不著我和這個女人接觸，別人和我講過這個女孩的情況，我比較熟悉。當事人帶有自己的義憤。作為局外人，可能能更客觀一些。你不知道批判誰。誰都不對。好像誰都沒有更多責任。這個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嗎？你為什么這么容易上當受騙……

北青報：遭遇被拐賣，還要怪女性太善良？

   賈平凹：我是說，要有防范能力，不為了金錢相信別人，就可能不會有這樣的遭遇。這個人販子，黑亮這個人物，從法律角度是不對的，但是如果他不買媳婦，就永遠沒有媳婦，如果這個村子永遠不買媳婦，這個村子就消亡了。

北青報：您的意思是，為了村莊不消亡，買賣是可以被接受的？

賈平凹：法律和人情常常是相悖的。而小說中往往要寫的是感情的東西。沒有買賣自然就沒有傷害。但為什么打擊拐賣幾十年，還是不能杜絕？這只是表面危機，社會深層的危機是社會結構、社會分配發(fā)生變化，產生了很多城市和農村的不協調，導致了各種的情況。這些危機，作家可以思考，但是如果想解決單靠作家是沒有用的。（文/本報記者張知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