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8日13:30，聶樹斌案復查聽證會在山東高院開始。此時，濟南市雨下得正緊。

在由4張長條桌拼成的長方形的聽證現場，5位山東高院合議庭成員在上首落座。在他們的右側和對面，坐著山東省人民檢察院的兩位檢察官和15位聽證人員。兩位書記員坐在法官右側的另外一張小桌子旁。在長方形的中間地帶，有一個四周都有屏幕的長方形的多媒體設備。申訴雙方需要展示的文字與畫面，都會在上面顯示。

法官左側的一排桌子還空著。40分鐘后，申訴人和其代理律師才被允許入場。此時，他們被安排在一間可以看到現場畫面的房間里，后來又被轉移到一間看不到直播的房間里。

而在山東高院的門外，大批記者、法律界人士、案件相關者和上訪人員正在聚集。而在聶家所在的下聶莊村、該案一審和二審地石家莊，以及最高法院和中央高層所在的北京，都有很多雙眼睛在注視著這一案件。

十年   

28日11:45，李樹亭已經吃完中午飯。再過15分鐘，山東高院就會派車將他從賓館接走。為了與外界隔離，山東高院特意將他和另一位代理律師陳光武以及聶樹斌的家人，安置在位于山大南路的山東法官培訓學院。

李樹亭表現出一種難得的輕松狀態。記者自4月27日中午見到他以來，他一直處于一種不太放松的狀態，似乎心事重重。前兩天，另一位代理律師陳光武發布了一個微博，提出了對聶樹斌死亡時間的疑問，并@了一位高官的女兒。對于與山東高院簽訂了保密協議的律師來說，這樣發布信息有一定的風險。

此前，北京市司法局曾經幾次約見李樹亭，提醒其注意與山東高院之間的保密承諾。他最擔心的一種情況是：在聽證會開始之前，自己的律師執業證被吊銷。這樣，自己辛辛苦苦準備的大量證據，就無法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呈現。

在兩天的接觸中，記者發現，李樹亭是一個很難看出情緒起伏的人，說話嗓門不高，大體上平鋪直敘，很少渲染。聶樹斌的母親張煥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選李樹亭做代理律師，除了看重其干活心細、耐得了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不張揚。“有的律師沒做事先張揚，我跟這樣的律師不配套。”選擇陳光武，則是看到了他的老練。

彭思源特意從北京趕來，幫他應對這一局面。除了是李樹亭的朋友外，彭思源還有一個廣為人知的身份，即石家莊西郊玉米地案的“另一位兇手”——王書金的代理律師。他說，自己為王書金辯護的初衷，就是“協助他們（聶樹斌案的律師）為聶案平反昭雪”。

在彭思源到達濟南的前一天，鄭成月已經到了。他也有一個廣為人知的身份，即王書金所在的廣平縣公安局原副局長，是河北警方中最早審訊王書金的人。多年來，他依據自己對王書金的審訊，一直堅信石家莊西郊玉米地案就是王書金所為，被很多人認為是王書金案的最重要證人。在他對王書金案進行調查期間及以后，河北省相關部門曾對他調查了6個月，他不得不在50歲剛出頭時提前離開了副局長的位置。

吃午飯之前，李樹亭小睡了一會，直到被山東高院的人叫去吃飯。他沒敢多吃，就吃了幾片水果，“飽吹餓唱吧。”一位攝影師讓他站在窗前，要為他拍一個剪影。他移向窗邊，脖子上的紅領帶被風吹起來。“哎呀，下雨了。”他說。

12點整，山東高院的車到了。他把手機和包交給彭思源和鄭成月，一個人出了門。走在空曠的走廊上，他的步伐穩中偏快，一會就到了50米外的電梯。從2005年他第一次代理聶樹斌案算起，至今已有10年。

李樹亭出門之前，彭思源想起囑咐李一句話，說花襯衣那個事，對方可以提，但你不要主動提。由于大學期間李樹亭曾以“李謎”的筆名發表文章，彭思源稱呼李樹亭“謎哥”。

在聽證會召開4天前，李樹亭和陳光武就來到了濟南。他們此行的目的，是應山東高院之約，查閱河北省檢察院的案卷資料，以及山東高院進行法庭調查和提交鑒定的部分卷宗。法庭調查的內容，主要是律師此前曾提出的在1994年卷宗中出現2001年才有的地名等問題。提交鑒定的內容，則包括一二審卷宗中出現的聶樹斌和其母親的指印、簽名和筆跡。4月8日，聶案代理律師曾就一二審卷宗中出現的六處“聶樹斌”的簽字，向山東高院提交了鑒定申請。

4月25日，山東高院有關負責人被最高人民法院召集開會。4月26日，兩位律師見到了這些卷宗。此前，該院已經向律師公開了總共17本卷宗。包括聶案的卷宗、王書金案的卷宗，以及該案在河北復查的相關卷宗。公開的范圍不僅超出了聶母張煥枝的預期，也超出了李樹亭的預期。

在4月26日向律師公開的卷宗中，李樹亭發現自己此前的懷疑被證實：他提交鑒定申請的六處“聶樹斌”簽字，確非聶本人所簽，而是由他人代簽。但簽名處的手印，經鑒定確為聶本人所按。

而落款日期在“被槍決”之后的上訴狀上的簽字，經鑒定確系聶樹斌所寫。這似乎印證了李樹亭此前的大膽判斷：在河北方面認定的執行槍決日1995年4月27日，聶樹斌并沒有死。推翻這一結論的唯一途徑，就是證明上訴狀上所寫的日期是聶樹斌的筆誤。

發火

執行日期的問題，在聽證會召開沒多久就被提了出來。這讓鄭成月和彭思源喜出望外。

在聽證會開始大約十多分鐘后，在河北方面制作的案情介紹環節，出現了聶樹斌的上訴狀。在上訴狀中，聶樹斌將自己上訴的理由歸納為三點：1.量刑太重；2.年齡還小，沒有前科，沒有劣跡，是初犯；3.認罪態度好。他還說自己并不是故意把被害人殺死，“只是想讓被害人昏迷時間長一些，（好讓）我有機會能跑掉。”他說，自己對犯下的罪過深深地感到后悔、自責，要求賠償被害人家庭的一切經濟損失，希望政府看他是初犯，沒有前科，認罪態度好的情況下，給他一次機會。“一個悔過自新的機會，一個重新做人的機會，將來我一定要好好改造，不再犯法，重新做人。”下面的落款日期為“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三日”。

讓鄭成月和彭思源興奮的是，在這個手寫的上訴狀的右邊，有一行豎著寫的字，上寫“聶樹斌親筆書寫的上訴狀”。兩人認為，對聶樹斌上訴狀乃親筆書寫的確認，意味著河北方面要想證明執行日期為4月27日，就只有證明上訴書上的日期乃筆誤一條路可走。他們認為，對這個內容的播報，能體現山東高院的態度。

但河北方面制作的案情介紹，有些內容也讓兩人不安。特別是在案情介紹的最后階段，河北方面開始對聶樹斌案的辦案過程做出評價，整體的基調是“瑕不掩瑜”。“本案在審理過程中確實存在著程序等方面不少瑕疵，比如書記員代被告人在送達回證、宣判筆錄上簽名。雖然有被告人按指紋的確認，也屬工作不規范。卷宗裝訂頁碼編排錯誤隨意涂改，有的卷宗裝訂訴訟材料收集不全，甚至存在漏填審判人員、指揮人員等明顯瑕疵，暴露出部分工作人員責任心不強、工作不嚴謹不細致。”

此后，河北方面話鋒一轉，開始將重點放在20年前辦案的理念與技術的局限上。“當時的司法理念、技術手段、辦案能力和水平、證明標準等方面，與今天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當時的）證明標準堅持‘兩個基本’，即基本事實清楚、基本證據確鑿，強調不糾纏細枝末節。我們應該全面的、歷史的、辯證的、客觀的看待20年前的案件，充分考慮到當時的法律政策規定、實際工作能力和水平、證據條件和證明標準。本案存在的瑕疵，屬于一般的辦案質量問題，不能影響認定聶樹斌犯罪事實的證據證明體系。”彭思源認為，最后一句話，或也能體現山東高院的部分態度。

此時，聶樹斌的母親、姐姐和兩位代理律師還沒被允許進入聽證會場，而是被安排在一間能看到聽證會現場的房間里等待。河北方面播放的案件介紹，讓兩位律師覺得這會誤導聽證人員，而聽證程序的設計又給了河北方面這樣的機會。陳光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次聽證程序的設計，非常不合理，從河北方面播放宣傳片開始，又以河北方面對律師提出的問題進行回應后結束。前者容易讓聽證人員先入為主，后者則容易讓聽證人員輕信“最后的解釋”。

在聽證進行到半個多小時還不讓律師進場時，陳光武發火了。他提著包就要走人，被聶家人攔住了。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河北的短片在放聶樹斌的供述和他們審訊、取證的過程，他有點受不了。此后，山東高院給他們調換了一個房間，讓他們無法再看到聽證會直播。

陳光武后來還發了一次火，發生在聽證人員向律師提問階段。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有一位聽證人員，就陳光武申請對受害人是否骨折進行鑒定的問題，問了他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各位專家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是否有不同意見，陳光武答，專家對骨折沒有異議，但對哪里骨折有分歧。這位聽證人員又跟了一句，既然專家對這個問題有分歧，為什么不將這些有分歧的意見，向山東高院如實提交，包括有分歧的部分。陳光武一聽這話，有點惱火，拍了桌子。審判長提醒他注意情緒。

陳光武懷疑這是來自河北的代表。他向合議庭說，我希望了解參加聽證的人的身份，否則不知道跟誰對話。“一個有點法律常識的人也知道，律師只能提供對自己當事人有利的證據。如果提供對當事人不利的證據，就存在職業道德問題。”陳光武說，這番火表面上看起來是發給這個聽證人，實際上是發給合議庭。“我對合議庭隱瞞聽證人的身份很惱火。”他由此甚至懷疑，在聽證會代表中，有不止一人來自河北。

山東高院此前的公告稱，此次聽證代表共有15人，其中專家學者5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各兩人、婦女代表兩人、人民法院監督員兩名和基層群眾代表兩名。選擇聽證人員的一個重要標準，是其之前沒有就聶樹斌案發表過評論。

2014年12月22日，山東濟南，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聶案代理律師陳光武和李樹亭走出法庭。

圖/IC

上墳 

 在河北方面的短片播放完后，申訴方4人進場。其中兩人為代理律師，另兩人為聶樹斌的家人，除了其母親張煥枝外，還有聶樹斌的姐姐聶樹慧。

按照事先的安排，申訴方發言的順序是先由張煥枝發言，然后由代理律師發表代理意見。張煥枝曾為這個發言準備了大半天，最終的定稿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作為媽媽對兒子的認識，其中舉了一個聶樹斌不敢殺雞的例子，說明兒子很膽??；另一塊內容是她對這個案件的疑問。其中的一個例子，是聶樹斌被拘留后，當地公安人員曾經拿了一件長袖的花襯衫讓她辨認，但在2013年王書金案二審時，檢察機關在法庭上出示的花襯衫，并不是拿給她辨認的那一件。張煥枝曾經就這個發言稿，在《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面前讀了一遍，用時大約6分鐘。

但在聽證會現場，當審判長問她是要自己表述，還是由代理律師代為表述時，她選擇了后者。她在聽證會結束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自己之所以選擇放棄，是因為她認為自己的發言“吸引不著那些人（聽證代表）”，與其這樣，不如讓律師說。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發現，這個為兒子申訴了20年的老人，不僅學會了一些法律語言，在為人處世上也變化很大。在記者問她二十年的感受時，她說：“這次最大的感受，就是習近平總書記這一屆新的領導，在加大依法治國的力度上體現在了聶樹斌案子上，黨在做，國家在做。”“山東高院的態度，是認認真真在做，公公開開在辦。我很高興，我看到陽光了，（現在）信心特別滿。”

她知道代理聶樹斌的案子對律師意味著什么。“全國沒有幾個大案子，像聶樹斌這個案子一樣，在異地審。”她對李樹亭和陳光武說，聶樹斌這個案子這么大，我給了你們了。“群眾給你們起名字了，叫大律師，誰得了這個案子誰就是大律師。”對那些沒有獲得代理資格的律師，她說，我也想讓你們參加進來，但山東高院只讓請兩個，沒辦法。“你不理解，你慢慢去理解。”她還說，“有人說要‘摘桃子’，這個樹是我種的，不是你想摘就能摘的。”

在4月27日凌晨五點左右，去濟南前夕，張煥枝拿了點紙、飲料和點心，去了聶樹斌的墳上。她先去了聶樹斌奶奶的墳前，點著了紙錢，說：“娘，今天我到山東去，還是為你孫子的事跑。我來告訴你，孩子畢竟還小，在那邊無依無靠，我跟樹斌說過，沒地方去的話，去找奶奶。娘，你要記著去找孩子，把孩子拉到你身邊，我在這就放心了。”她又來到聶樹斌的墳前，說：“樹斌，你知道媽為你這個事奔波了多少年了。我失去你20年了，我也就奔波20年了。媽體諒你孤單，你沒有地方去，我告訴你奶奶了，你奶奶在找你哩。你不要理其他人，一定去找你奶奶。”

李樹亭接下來的發言用了兩個來小時。在聽證會前，他還有點擔心，因為此前兩天睡眠不太好，在發言時會不會發蒙。“如果發蒙，我就照著稿子念。”彭思源則叮囑他，一定要把代理意見縮小到5000字以內。“他以前的代理意見寫了六七萬字。我開庭的體會是，只要一個人的講話超過20分鐘， 就會引起反感。”

李樹亭自我感覺還可以。他在聽證會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剛開始發言時有點緊張，但慢慢就放松下來了。“該說的話基本都說了。”唯一的遺憾，是在說到聶樹斌被執行的日期時，沒有播放聶樹斌被執行的照片，讓其說服力與沖擊力都打了些折扣。彭思源也對此有些抱怨。但這一缺憾被陳光武彌補上了。他在說到這一問題時，截取了聶樹斌被執行照片中的幾個點，比如厚厚的衣服，以及地上的白色粉末狀東西。張煥枝說，從聽證代表現場的反應看，這張照片的沖擊力非同凡響。

4月30日下午6點多，陳光武在博客上公布了這張照片。對于簽訂了保密協議的律師來說，這冒著一定的風險。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自己這么做有兩個考慮，一是在聽證會結束后，河北方面放出了很多信息，特別是聶樹斌是在沙地而不是雪地被執行的說法，輿論一時跟風者眾；另外，這一照片此前已在山東一家媒體上公開，這讓其公開的風險大大降低了。

在這次聽證會上，代理律師還出具了兩個新的證據：一是刑訊逼供，另一個是被害人骨折的證據。前一個來自于李樹亭，后一個來自于陳光武。在李樹亭對聶樹斌的獄友紀會謙的調查筆錄中，紀會謙提到，聶樹斌曾跟他說，每次提審都是生不如死的感覺。

另一個有關刑訊逼供的證據，是聶案的第一任律師張景和曾經告訴張煥枝，在他探訪聶樹斌時，問他為什么第一次不承認現在承認了，聶樹斌說了兩個字：“打哩。”   

對于刑訊逼供的指控，河北方面指出，2005年3月，河北省檢察院組成調查組，對聶樹斌強奸、殺人案是否存在刑訊逼供的問題進行調查。調查的結果是，在該案的整個辦案過程中不存在刑訊逼供。

余波

陳光武緊接著李樹亭發言。他提供了一些新證據，以證明受害人并非如河北方面所說沒有骨折，而是確有骨折。他拿著受害人尸體的照片，走訪了十多位相關專家，這些專家對脫落的肋骨到底是哪幾根存在爭議，但對肋骨缺失這一結論沒有異議。肋骨鑒定的價值在于，在聶樹斌和王書金殺人手段的供述中，聶樹斌是用花襯衣將受害人勒死，而王書金則是先掐受害人脖子，后又在其身上跺幾腳。如果受害人肋骨骨折，則證明此案乃王書金所為。陳光武稱這一證據為排他性證據。

但來自河北公安系統的法醫則堅持尸檢報告做出的“全身未見明顯創口、骨折”的結論，并且認為，肋骨骨折的易發部位在4-7肋，11、12肋骨短小，很難受力，極少發生骨折。“某些人做出這樣的判斷，不符合肋骨骨折的一般規律。”

此時，鄭成月已經在山東高院附近的一家賓館，為李樹亭準備稍后的新聞發布會。在接受一家電視媒體采訪時，說起自己在王書金案子中的經歷，鄭成月掉了眼淚。這是在兩天之內，記者看到他第二次掉眼淚。前一次是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談起自己被調查的一段日子，他說自己當時一心想見一個人，就是從河北政法委書記任上調任公安部副部長的劉金國。在《河南商報》2005年3月15日發出《一案兩兇，誰是真兇》的報道后，劉金國曾主持召開了一次河北省公檢法參加的會議。作為王書金的主要辦案人，鄭成月參加了會議。

在這次前后持續一個多小時的會議上，聶樹斌和王書金的相關辦案機關都作了匯報。抓捕聶樹斌的石家莊郊區公安分局說沒有刑訊逼供，石家莊中院說該案經過了幾次審委會討論，判決沒有問題。輪到鄭成月匯報時，他把抓捕和審訊王書金的經過說了一遍，說其是在非常和諧的狀態下交代的，他認為王書金就是真兇。

鄭成月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這次會議行將結束時，劉金國當場表態成立兩個調查組：一個由河北省公安廳牽頭，廣平縣公安局配合，對王書金案進行徹查；另一個由河北高院牽頭，對聶樹斌案進行調查。但在這次會議不久，劉金國就被調往公安部。

有好幾次，鄭成月來到北京，穿著整齊的警服，站在公安部的門口，看著公安部的牌子，就想怎么能進去和劉金國見個面，“哪怕是當場自殺，都行。”“我就想跟他說，我沒說假話啊，這都是王書金說的呀。”

從聽證會出來后，聶家人對代理律師深鞠一躬，感謝他們在聽證會上的表現。申訴方似乎對聽證的效果非常滿意，張煥枝在兩位律師后的即席發言，也被贊提綱挈領，重點突出。

但聽證會還沒有結束。在接下來的5個多小時的時間內，聽了申訴方發言的河北方面的代表，對申訴方提交的證據進行了有針對性的回應。這種類似于總結發言的回應，部分稀釋了申訴方此前的樂觀情緒。從第二天的情況看，申訴方并沒有如此前預測，在輿論上取得壓倒性優勢。其中的一個表現是，就聶樹斌被執行照片中地上究竟為何物的問題，河北方面提供的“沙子”一說，第二天被傳播得鋪天蓋地。

在這一背景下，律師使出了冒險的一招：4月30日，陳光武公布了聶樹斌被執行的照片，以及其他一些有可能改變輿論的卷宗材料。5月4日，曾在聶案中擔任律師團團長的楊金柱在博客上宣布，基于“河北高院在聽證會上有選擇性地公布了對聶樹斌案申訴不利的部分證據”，以及看完從陳光武處拿到的卷宗后，“內心確信聶樹斌不是該案真兇，”他曾想違反此前與陳光武簽訂的保密合同，選擇公開從陳光武處拿到的聶樹斌案的全部卷宗。

（實習生陳哨、張詩妤對本文有貢獻）★